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从西汉末年开始，佛教逐渐传人中国。佛教传人中国的路线大致上分为水陆两路。海路经由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广州。陆路则经由中亚细亚及新疆而到达中国。这条陆路自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贸易往来很频繁。

因而往返于中印之间的僧侣走这条陆路的比走海路的多，许多翻译僧大多是通过这条陆路来到中国的。传人中国的佛教，已经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它与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成为具有新特点的中国化佛教。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依附、融合、繁荣、衰落四个时期。

两汉依附期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的时候，开始只在统治阶级上层流传，后来逐渐发展，与社会上流行的宗教迷信结合，成为一种神仙方术。它利用符咒、治病、占星、禳灾、祈福等方术来吸引群众。所以这一时期的佛教是依附于神仙方术的。

刚开始传人时，佛教还只是御用品，仅为宫廷、贵族所供奉。为了使这异国的宗教能在中国传布，惟一的方法就是尽量让它和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调和起来。到了汉桓帝时代，不仅在宫中供奉佛，还把佛看成神仙的一种，把供佛当成了求仙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一时期的佛教基本上是依附于道士和方术家所提倡的长生不老之术而传播的。

同时，西域僧人也相继来到中国，首次翻洋了一批佛经。其中最著名的是安息安世高和月氏的支娄迦谶等。他们活动的中心是在东汉的首都洛阳。洛阳自西域交通开辟以后，最先成了佛教中心。两汉的译经工作主要是在这里开展的。佛经的翻译为佛教的进一步传播打下了基础，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融合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很迅速，译经数量日益增多，并且开始形成了不同的宗派。但是这一阶段佛教与魏晋玄学的关系还比较密切，是佛玄融合时期。佛教徒所谓“格义”，便是用老庄玄学思想去比附佛教的本义。这样，由于佛教与中国传统的老庄、玄学思想相结合，便使它更能在中国扎下根来。

由于南北朝的长期对峙，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也逐渐地形成了体现着不同学风和不同思想的南北两区。北区以长安为中心，其代表人物是道安和鸠摩罗什。他们传播大乘佛教的空宗，并且严守佛教的礼仪规范，宣称只要皈依弥勒菩萨并口念其名，死后就能到弥勒所居的天上极乐世界中去。南区佛教的中心在庐山的东林寺和建康的道场寺，代表人物是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他们以清谈玄理为其特色，宣称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向西方极乐世界中的佛陀致敬，人死后就能进人西方极乐世界。

此外，这一时期还开始了中国化佛教的独立发展阶段，佛教也有了中国自己的学派，如毗昙师、成实师、十诵律师、涅槃师、地证师、四论师、四分律师、净土师、楞伽师、三论师等。以后的佛教宗派，就是在这些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与此相应的是，佛教在组织上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南朝地区拥有的寺院共8214所，僧尼共有185400余人。在整个北朝地区，僧尼有200万人，寺庙多达3万余所。同时，统治阶级为了加强统治，也大力提倡佛教。北魏的文成帝、孝文帝、宣武帝和北齐文宣帝等，皆热衷于佛教，广作佛事。这些都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隋唐繁荣期

隋唐时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人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寺院林立，僧徒遍地，宗派繁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同时，佛教在这一时期还与儒、道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隋王朝是在北周的基础上建立的。隋朝佛教的兴盛是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都信奉并积极地扶植佛教。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得寺院经济急剧膨胀，佛教有了空前的高涨。南北佛教交光互摄，各宗派的学说都有汇合折中的趋势，产生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批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等。

到了唐朝，统治者更是竭力地扶植宗教，儒、释、道三教并用，以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唐朝二十个皇帝中，除了唐武宗李炎灭法反佛以外，其余的都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唐太宗李世民曾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并两次下诏普度僧尼，颁发了《佛遗教经》，鼓励大臣们出家当和尚。

唐朝是中国佛教史上最繁荣的黄金时代，在译经和创立学派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其中最著名的翻译家是玄奘和义净。随着译经事业的繁荣，各种佛教宗派也相继出现。这一时期产生的佛教宗派有：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禅宗。

禅，梵语禅那，意为坐禅或静虑。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唐朝的慧能（638—713）。他24岁时从岭南来到湖北黄梅县双峰山，在弘忍法师的门下出家，后来得到弘忍传给他的衣钵。为了避免同门师兄神秀的迫害，便逃回岭南。16年后，他才出来传教，创立了禅宗。由于慧能不识字，他的弟子们便把他讲的法记录下来，成为《坛经》。以后又屡加补充而流传，成了禅宗的经典。禅宗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其创始人慧能主张顿悟成佛，认为自性就是佛，只要主观上觉悟到心中的佛性，就可以成佛。

慧能放弃了佛教经典，不念经，也不坐禅，他认为旧的坐禅方式“住心观净”、“长坐不卧”等都是错误的。他说偈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他主张随心所欲，随顺自然，“要行而行，要坐即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

禅宗力图把佛性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每个人的内心，把依靠佛教的经典转向引导人们自身的觉悟，把一切事物都看做是佛性“真如”的体现，即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由于禅宗没有繁琐的教义，因而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它不仅对以后的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宋元明清衰落期

宋、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由于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变，思想意识也随之变化。佛教从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佛、道分次的局面。

唐代佛教的繁荣，使得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僧侣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甚至出现广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的现象。同时僧侣们的政治地位也大大得到了提高。他们不但出租土地和发放高利贷，还凭借其政治势力巧取豪夺，直接威胁着世俗地主的利益和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打击佛教徒的势力，唐武宗上台以后便下令没收了寺院的土地财产，毁灭寺院及佛像，还强迫僧尼还俗。这次灭佛，沉重打击了佛教，使它一蹶不振，大伤元气。

从宋代一直到清代，封建统治者着重强调儒家的“三纲五常”，对于佛教虽然也没有完全放弃，但与唐代的扶植政策却大有不同了。他们采取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在政治上利用，在经济上则加以限制。

唐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为了限制佛教，还建立了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

1、不准随意私建寺院；

2、不准私下剃度僧尼；

3、实行度牒考试制度；

4、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等等。

五代的后梁还设立了专门的佛教管理机构——祠部，后唐改设功德史。公元955年，后周世宗规定寺院的建造要经国家批准；僧尼出家，必须经过严格的读经测试。宋室南迁后，宋高宗又规定不准额外度僧，使得僧众的数目更加减少。金代对佛教也采取了有节制的管理政策，积极整顿教团，严禁民间造寺，并限制各级僧人的蓄徒名额。

元代统迨者为了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曾明令规定僧道经营的工商业一律要纳税；对于有妻室的僧侣，在当差、纳税方面都与庶民同等待遇。明朝仿照宋制，设立各级僧司、僧官，对佛教进行严格管理，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进行考试，不通经者一律淘汰。后又规定各州府只许保留大寺院一所，僧众必须集中居住。

僧人的数量，府不得超过40人，州不得超过20人。并限定男子不到40岁、女子不到50岁的，都不准出家。清朝继续沿用明朝的制度，对佛教进行严格的管理。总之，宋以后佛教的衰落绝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佛教这一时期从总的趋势上看虽在走向衰微，但在统治者们有限制的保护政策下，仍有某些方面的发展。由于国家政权的限制，僧尼数量虽增加不快，但质量却相对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