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各家对“侠”的认识：什么才是“侠客”

“侠”是指有能力的人不计得失，不计回报去帮助那些弱小的需要帮助的人。在古代，侠客大都是指会武功的人。

就像金庸《侠客行》里的石中玉、石破天那样，功力盖世、除强扶弱。这是很关键的，也是侠客与剑客的重要区别。按照评书《白眉大侠》上的说法，剑客要比侠客高一等级，主要是指功力上，但剑客并不一定就是白道中人，而侠客肯定是正义的化身。

关于“侠客”之说，最规范的出处当是司马迁的《史记·游侠传》里。该文是《史记》的名篇之一，主要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作者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

近代谭嗣同《仁学·自序》里提出：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另一派“格致”是他所说的“学”。而章大炎《检论》中则认为凡是游离于蒿莱（顺民）和明堂（官吏）之间的人，都有为侠的可能，侠起于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一派，而“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则发表了另一种看法：“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

确实如此，在古时候，像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近代海上闻人杜月笙、张镜湖等人，也是有自身的生意与家业的。但是，侠也有大小之分的，比如金庸先生的十几部武侠小说，无非在表明“侠之大任、为国为民”的儒家精神。

金先生所提倡的这种“侠义”，是真正的“大侠”，只有郭靖、乔峰等那种舍生取义、为苍生为黎民着想的志士才配得上这光环。而像古龙、温瑞安小说中的傅红雪、燕南天、李布衣、王小石等人，可能只是江湖上打抱不平罢了，是种“小侠”。

诚如儒家提倡 “大我”与“小我”一样，每个时代每个时期，人们对“侠”的理解也是不相同的。在春秋战国之时，很多自以为有本事的侠会投奔一方诸侯，成为对方的养士，这些养士就是名符其实的“小侠”，而培育了最多侠的养士之人便成了最大卿相之侠，比如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他们就是真正的“大侠”。这个“大侠”与金庸武侠中的大侠还不太一样。后者纯指境界与抱负，而前者还有势力与数量等外物。

常言道：“不平则鸣。”这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动机，正是侠客们出人头地的机会。有部古装剧《雪花女神龙》中，大侠司马长风有句口头禅叫“正义江湖行，刀出非我心”，足以显示侠客的内心世界，其实也是蛮无奈的。

可以说，当王朝落败、战争纷起时，往往也是侠之昌盛时。诚如有些学者所言：造成古之游侠出现的原因与那时期的社会和文化有关，第一是周王室的衰微带来的社会法制礼制崩溃，在不断的战乱中最值得信赖的最能保护自己的是个人最具有的能力，这种涵盖了信心勇气武力判断力的综合能力在那个年代备受推崇，这就为侠客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二是数百年逐鹿中原的权力战争，模糊了原来森严的等级界限，随着王室－诸侯－大夫这样的权力等级的被打破，崛起了一批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对原有的政治势力挑战，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迫切需要人才，于是侠客们有了走上权力舞台的机会。

东周末年之后，三国鼎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包括清末民初军阀割据，这些时代无不是大侠小侠们兴旺之时。

据说，金庸先生所写的《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是有实指原型的，只是这原型不是清朝的太监，而是民国上海滩上名震四方的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杜月笙先生。

金先生生于1924年，七岁童年之时，也正是杜月笙如日中天之时，1931年的杜氏祠堂落成轰动一时，场面之强、声势之大，是上海百年来空前绝后的奢侈典礼。我们从送匾额的名人们，就能想象得出当时的风光程度：

孝思不匿——国民党元首蒋中正；好义家风——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世德扬芬——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贺；慎终追远——实业部部长孔祥熙贺；千国栋家——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贺；光前裕后——警察总监吴铁城贺；敦仁尚德——前国民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贺；俎豆千秋——前国民政府大总统曹锟贺；望出晋昌——前国民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贺；武威世承——前国民政府将军吴佩孚贺；武库遗灵——国学大师章太炎贺；源远流长——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贺；慎终追远——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贺；东方望族——法国驻沪领事馆领事甘格林贺；明德之后——日本驻沪日军司令坂西利太郎贺……

试想，如此牛气的大人物，如此豪华的大场面，金先生能没听大人们说起过吗？况且，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乃是上海地方协会的副会长，更是向政府捐两架飞机、名贯天下，金老先生已是十几岁的孩子了，肯定是对杜的事迹有所耳闻的。

对比小说中的韦小宝，杜月笙是最接近原型的一个，同样都是文化程度不高，同样都是家庭贫穷、幼年不幸、混迹街头，同样都加入了帮会，同样都受到过高层的礼遇，同样都娶几个老婆，同样都爱国爱民、有侠义精神，同样都有不凡的本事……

可能由于所处环境的限制，金庸不便直接写杜月笙的故事，只能借武侠小说的名壳，用清朝的背景，以小太监的身份，来演绎一个黑帮人物的传奇色彩人生，或者说是来演绎一个民国大侠的离奇故事。

的确，杜月笙已不单单是黑道大哥那么简单了，他的势力贯穿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各个阶层，商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等无所不容啊！像章太炎、杨度、章士钊等那么牛的文学泰斗都愿意接近他，都是他的座上客，是因为把杜当成了“侠”看待啊。

更有甚者，民国前总统黎元洪的秘书还特意给杜提了一方墨宝，上写“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以示对他的尊敬与褒扬。无怪乎，杜月笙被后人誉为“清末最后侠客，民初第一英雄”。

说杜是最后侠客，是有着深层原因的，以往侠客产生，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官府的压力和摧残，宽松的环境产生了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培育了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另外，侠客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

但是，大思想家韩非子早就提出过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儒生以儒家经典来破坏法度，而侠士以勇武的行为违犯法令。”随着租界的消失，国家法制的完善，顶层是肯定不愿意再让有特殊公民存在的，更不允许有特殊势力游离于政府的约束之外。自然，杜月笙之后，中华大地上传统里的“侠”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