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轺传奇人生：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员

飞行员、三轮车夫与标本员

抗战胜利了，吴其轺却萌生了退伍的想法。“他不愿意打内战，就借口身体不好不飞。”吴缘告诉本刊记者，早在抗战结束时，父亲的军衔就是上尉，因为解放战争时消极应对，军衔一直没变，直到后来退守台湾才升至中校。1948年美国空军招考留学人员，急于离开的吴其轺从3000多名报考的空军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被录取的三人之一，到美国西点军校空军分校学习指挥。

1949年2月回国后，吴其轺被派往台湾桃园机场，后来与南京空军换防，直至解放前夕才作为最后一批撤离大陆的部队退至台湾。就在他苦闷迷茫的时候，1949年11月，却意外收到了父亲从香港转来的一封信：“当年我支持你们兄弟参加抗日战争；今天，我希望你回到大陆，跟着初升的朝阳！跟着Communistparty！建设我们的新中国！”看到这样的字句，吴其轺吓出一身冷汗，当时蒋介石为防止台湾的空军起义，每次起飞只允许加很少的油，续航时间不过30分钟，根本飞不到大陆。

机会很快到来了，趁着他在西点军校的同学约翰来台湾，他借口说想去香港转转。约翰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虽然当时台湾的所有机场戒备森严，但国民party军队不管美国飞行员的起降检查。就这样，吴其轺搭约翰的飞机偷偷到了香港启德机场，趁着中午换岗的时候从修理厂的后门溜了出去。“他赶紧脱掉军装，买了身西装穿上，因为第二天台湾方面的命令就下达了，见到吴其轺格杀勿论！”吴缘说，在父亲晚年的回忆中，这一幕的惊心动魄丝毫不亚于当年激烈的空战。

通过香港的地下party联络，吴其轺自己买船票回到天津，但是接头的人并没有来。他只好一个人到北京游荡，幸运再次降临，一天在公交车站巧遇当年一起养伤时的战友，终于找到了组织。吴其轺被安排在南苑机场当教管，不曾想在那待了3个月，他却连看看飞机的资格都没有。1950年2月，吴其轺申请退伍，到杭州投奔大哥，在浙江大学图书馆谋了个职。

日子刚刚平静下来，风暴又来了。1954年在干部审查的时候，因为有美国和台湾的经历，吴其轺没有通过，被送到余杭农场，名为“学习自救”，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写到2005年写不动为止，前前后后有60多本。

妻子裘秋瑾经过亲戚介绍认识吴其轺的时候，她对其“飞虎队”的经历一无所知。“那时候只知道他以前是国民party员，自己不讲我也不好问，后来才知道，他一直不说，是为了不连累我们母子。”已经82岁的老太太向本刊记者说起这些，满是辛酸。1954年11月，亲戚把她送到农场，与吴其轺正式成婚，没有嫁妆，没有仪式，也没有喜筵，只悄悄领了一个结婚证就回来了。

之江大学分给吴其轺的小洋房被没收了，裘秋瑾只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借宿在亲戚家，靠帮亲戚看店为生，“买5分钱的菜，3口人要吃两天”。当初说是3个月的改造，没想到一去就是20年。这期间，吴其轺一个月才能回家一天，他爱写信，几乎每周都会往家里写一封信。现在再翻看那些已经发黄的老信纸，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与蹉跎哀叹，家长里短都是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殷殷嘱托。

吴缘从小学到中学，档案上家庭出身一栏一直都是“历史反革命”。为数不多的温馨记忆，只有父亲回来的时候，带他去杭州的外文书店看英文书，下午在公园散步，只是，当年那场“大仗”却再也不会提及了，常讲的故事变成了法国小说《基度山恩仇记》。直到后来翻阅父亲日记的时候，吴缘才知道，那段日子父亲在农场里是何等苦闷。“每日光脚踩纸浆，冬天亦不例外，双脚已经肿胀，只盼明天能够出太阳，来救救我的脚。……昨晚入厕，惊见房梁上七人一起自缢！活着最好。”吴缘说起这些，高亢的嗓门才会低沉下来，他说自己接下来几年要做的就是好好读懂父亲。

吴其轺坚持到了最后，1974年从劳改农场回家，他已是56岁，但一无所有，只好在妻子工作的一个针织手套厂做起了三轮车夫。“一车装600斤，一天挣1块两毛钱。我带着两个儿子租住在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租每月3块3毛。”裘秋瑾心疼丈夫，不忍心看他冬天拖着一条伤腿去蹬三轮，想让他歇歇，可一次也没奏效。因为蹬三轮车体力消耗大，杭州闻名的小笼包，3个才1两，吴其轺父子仨起码要吃两斤，60个。他们怕一次吃60个包子吓着旁边的食客，就连着去3个饭馆吃饭，这样一来，还能白喝9碗汤。

1980年平反后，靠着当初农场开矿时对化石的喜好，加上有英语底子，吴其轺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地矿系的标本实验室做起了标本员。现在吴家还保留着两盒化石标本，那是吴其轺离休的时候学校送给他的纪念品，一块块核桃大的小石头上，各种动物的纹路清晰可见，旁边都是吴其轺用中英文标注的名称、时间与产地。这大概是吴其轺留给后代的唯一像样的遗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