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忧外患”，形势严峻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度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之时，正是美国对我发动冷战最激烈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两国矛盾扩大时期，美苏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对印度给予支持。此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 “趁火打劫”，不断叫嚣“反攻大陆”，美、蒋联手不断派飞机对我东南边境及内地进行侵袭、骚扰和破坏。应该说，中国当时四面受敌，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中印战争我国突然撤军的难言之隐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形势也不乐观。 1958年的“大跃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封锁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不少地区出现饥荒。因此，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在有效教训了印度之后及时撤军，适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有助于我国在经济建设和外交、国防建设等多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2、“易攻难守”，后勤困难
在中印边界中国一侧，地形以高山和丛林为主，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而且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为冰封期。恶劣的环境和条件给我军造成了后勤保障上的极大困难。
当年，我军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教训印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为了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但一进入11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当时，对印反击战的后勤保障主要靠老乡支前和牦牛运输。据有关资料显示，一次战役，即需支前牦牛三万多头。其它所有物资以及伤员烈士等，都要依靠老乡手拉肩扛。所以，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我军后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
而印度在后勤条件上，比中国有利得多。在印度一侧，地势开始渐趋平缓。同时，印度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因此，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
3、巩固边防，代价高昂
实际上，即使是在和平条件下维持西藏地区基本边防，也是非常艰难和昂贵的。当年十八军进藏时，开始只有三个步兵师三万余人。随着进军深入，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后方机构迅速膨胀，相继成立了汽车部队、工兵部队、兵站系统、航空站和地勤站等，部队总人数扩到七万余人。但真正进藏部队只有八千多人，其他人都是服务于后勤，相当于每进藏一个人，后方要有八个人支援。
解放初期，西藏地区物资奇缺乏。即便如此，为了保持稳定，毛泽东仍专门指示我驻西藏部队不准在当地买粮。后勤费用更是天文数字。在西藏墨脱县，我军驻有一个营，所需物资曾依靠雇佣老百姓翻山越岭背送。仅此一项，一年所需费用即达1000万到2000万元人民币。而一辆能在西藏使用的装甲车，其价值不过200万元左右。但要配备一个装甲团，至少要一二百辆装甲车，因此仅在装甲车上的一项花费，即是几亿元。在当年的情况下，巩固边防特别是西藏地区的边防，其面临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是当年中国主动撤军所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4、展示诚意，廓清是非
实际上，主动撤军是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战前，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曾表示过这种意向。对印反击，是中国政府被迫无奈的选择。当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胜利后，我军正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时，中国政府为表示诚意，即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即停止战争，重开谈判，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甚至表示愿从“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
但是，尼赫鲁政府却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在此情况下，我军重拳出击，以打促和，经过第二次打击，终于实现了边界安定的愿望，达到了毛泽东主席 “起码保证边界一带几十年的安定”的目的。此后，尼赫鲁在边境线上欲打打不过、欲和丢脸面，维持了相对长时期的和平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