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03-07编辑:梓岚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天,蒋介石召见苏、英、美驻华大使,建议成立中、英、美、荷、澳、加拿大、新西兰军事同盟,共同对敌作战,并请美国代表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具体建议。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结成同盟,宣布各国利用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对德、意、日作战。
1月2日,蒋致电罗斯福,同意接受其建议任中国战区统帅,但建议美国任命一位参谋长。美国选任了史迪威将军。
1942年3月,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史迪威,根据中美协议,来华就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及中国战区的参谋长。
史迪威于20世纪20和30年代曾两度在中国工作,先后在华10年,粗懂中国语言,能用汉语会话,在美国人中被称为“中国通”。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到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史迪威的在华使命主要是“增强用于战争的美援的效果和改进中国军队的战斗效能”。
史迪威到任后的第二天,侵缅日军攻占仰光,滇缅路有被切断的危险。蒋介石根据史迪威的要求,派他赴缅甸指挥中国第5、第6军作战。可是,他却指挥不动这两个军,部队进退皆以蒋介石的秘令行事。于是,史、蒋之间开始了围绕指挥权问题的斗争。
缅甸失守后,史迪威同部分中国军队一起撤退到印度。他认为,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必须对中国军队重新进行整训和装备。
他对中国的士兵评价很高,认为只要领导得当,他们完全可以同任何国家的军队媲美;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贪污、无能、不关心士兵生活和军事训练,则极端鄙视。他深信,中国拥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60个师,就能够打败日本。
为此,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改革中国军队的计划。
蒋介石坚决反对史迪威提出的撤换和处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要求。这进一步加深了史、蒋之间的矛盾。
1942年夏天,由于非洲战局的变化,英国人吃了败仗。
美国把大批供应中国的租借物资,特别是飞机调往埃及,更激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42年8月,蒋介石曾向来访的罗斯福的特使柯里提出撤换史迪威的请求。
不久,史迪威通过观察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个腐朽残暴的政权,政治上不积极;经济上贪污腐化,囤积援华物资;军事上消极抗日,积极准备内战。
史迪威为了美国的利益,从抗日的角度出发,想利用中国军队抗战,而支持和同情中国共产党。同样,他对国民党政府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热衷于内战等表示不满和憎恶。他担心,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直接影响到抗日的大局。
1943年9月16日,史迪威建议蒋介石武装和使用部队对日作战。
1945年2月4日,史迪威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用50万军队在华北围堵共产党军队,对中国抗日战争大有损害。
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延安的要求,遭到蒋的拒绝。到4月22日,蒋介石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却又以种种理由进行拖延。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罗斯福决定派副总统到中国,说服蒋介石达成一项联合抗日的协定。
6月18日至30日,美国副总统同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多次会谈。蒋介石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要求把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调走。
罗斯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提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要求由史迪威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
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一个问题,他已经越来越把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作为他的权力的主要威胁。
蒋介石不但在使用共产党军队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就连史迪威要求把封锁延安的胡宗南的数十万部队调往抗日前线也不允许,甚至还要把在缅甸与盟军一起作战的部队抽调回国。
9月18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电报,电报提出,如不马上把中国军队的指挥全权交给史迪威,就停止美援。
蒋介石仍执意不允,并于9月19日在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共进晚餐时说,已命宋子文请罗斯福更换史迪威。
赫尔利也告诫总统:“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随之失去中国。”
此时,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已取得重大胜利,苏联已答应对日作战,战胜日本指日可待,战后美国仍需要通过蒋介石控制中国,遂于10月18日复电蒋介石,同意撤换史迪威,任命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由于史迪威与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战略与计划、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改造国民党军队以及装备共产党军队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最终导致了蒋介石强迫美国召回史迪威,即所谓“史迪威事件”。
从历史来看,史迪威客观地观察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为维护国共合作,推动联合抗日所做的工作,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