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与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日本海军在中国驻有大批兵力，在台湾驻有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在长江流域驻有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在旅顺等地驻有日本海军第二遣外舰队。1932年1月初，日本海军舰船开始向上海大量集结，先后有大井号巡洋舰、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夕张号巡洋舰，第十五、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三十驱逐队及陆战队到达上海，截至1月下旬，日本海军共有军舰二十四艘、飞机近二十余架、陆战队1800多人集结在上海地区。

与日本海军相比，中国海军舰艇在上海驻防的较少，且布防非常分散，作战能力相对较弱，在上海高昌庙驻有通济号练习舰，华安号、普安号运输舰，景云号测量艇，民生号、咸宁号、诚胜号炮艇；在吴淞驻有长风号巡防艇；在崇明驻有宿字号鱼雷艇。还有一些海军机关、兵工厂等部署在上海。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盐泽少将统率的陆战队在上海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十九路军156旅6团当即予以猛烈还击，“一·二八”抗战爆发。上海虹口的枪炮声响起后，时任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的陈季良和海军部总务司司长、代理常务次长李世甲紧急召开会议，一起分析研究对策。

研究结果为“如果全面抗战，政府当有命令；如果局部冲突，要慎重考虑，不易轻举妄动”。是日上午，陈季良收到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少将司令官盐泽幸一的一封信件，信件的大意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上海中国驻军发生冲突，纯系地方性质，希望双方海军维持友好，幸勿误会。”

陈绍宽在南京也收到盐泽幸一和日本海军驻华武官营沼大佐的信各一封，内容大致与给陈季良的信相同，都是希望中国海军勿参加对日作战。为保护上海的中国海军军事装备设施，驻上海的中国海军采取了加强戒备的策略，保护上海海军营地、兵工厂等安全，下令驻防高昌庙的舰艇和海军警卫营（营长叶宝琦）实施戒严。

1月31日，为策应上海方面的进攻，日本海军第二十三驱逐队三艘驱逐舰沿着长江驶至南京江面，会合原在南京的日舰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威胁恐吓。2月1日晚，日舰集结在南京下关江面，向南京城内开炮。陈绍宽立即打电话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报告中国海军驻防南京长江江面舰船的部署情况，并请示如何应对日舰的炮击行动：八卦洲江面驻泊有海容号等军舰，军政部所属的南京各要塞炮台是否一致行动，炮击日舰？何应钦在电话里指示陈绍宽，蒋委员长正在考虑，要求听候命令。十多分钟后，日舰停止了炮击。

在此期间，陈绍宽未接到蒋介石或何应钦下达的攻击命令。次日上午，日本海军武官营沼到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解释炮击事件称，昨晚炮击之事纯属误会，并表示歉意。2月2日，何应钦急电海军部，要求中国海军各舰立即集结，选择重要地点敷设水雷及障碍物等，制止日军军舰在南京附近长江江面的任意活动。陈绍宽据此通令海军各部：扼守各要隘，军舰官佐要维持海防，保护治安等。

2月2日，日本海军下令组成第三舰队专门应对凇沪作战。第三舰队编为第一遣外舰队（舰艇二十艘）、第三战队（巡洋舰三艘）、第一水雷战队（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十余艘）、第一航空战队（加贺号和凤翔号航空母舰）、上海特别陆战队、出云号海防舰（旗舰）、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等部，加强侵略上海的日本海军军事力量。

“2月初的一天，一艘日本商船闯进中国海军的高昌庙江防警戒线，守卫在江南造船所的哨兵开枪自卫，毙其船长福田。日军早图沪南地区，遂趁机向中国海军挑衅。”[3]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向中国海军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惩办凶手，道歉赔偿，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限24小时内答复”。陈季良与李世甲研究后，决定通过友人李择一与日本海军驻沪武官北岗大佐进行联系，并答应了日军的道歉和赔偿要求，其中包括赔款2万元。

2月中旬，十九路军官兵和上海民众武装因战争急需，到上海的海军军用物资仓库，要求取用海军仓库中储存的大炮、弹药和钢板，陈季良告以须向上峰请示后才能拨给，当时婉拒了抗日军民的正当要求。十九路军官兵对此十分气愤。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时，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舰船有五十余艘，作战中死亡149人，伤700余人；中国海军海岸巡防处设在吴淞的炮台被日军炮火击中，毁于战火。日本海军的猖狂侵略行为与中国海军的置身事外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军民对此强烈不满，纷纷对海军的不抵抗行为进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