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与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此时，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正在欧洲各国考察海军情况。7月17日，陈绍宽接到国民政府要求回国的命令，他立即在德国柏林发表通电，表示“率海军人员回国枕戈待命”。7月28日，陈绍宽飞回南京，参与制定中国海军对日作战布署计划。

蒋介石、陈绍宽与各军将领，乃至很多中国人心中都清楚地知道：中日海军实力相差很大，中国海军无法与日本海军进行正面作战。8月6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紧急最高国防会议，会上三军将领一致认为，必须在长江下游一带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换取战争的主动权，并决定封锁长江，把长江以内的日本军舰封锁在江阴以上聚而歼之。

日本海军在长江水面上部署了许多炮舰，这些炮舰排水量为400吨—700吨。除炮舰以外，在长江各口岸还航行着大约二十多艘日本商轮。按照封江作战计划，如作战能成功，既可以消灭日本海军的部分实力，瓦解日军斗志，鼓舞中国军队士气，又可迟滞日本舰队溯江西进，保护南京、上海等地区中国地面部队左侧背的安全。

8月6日，最高国防会议确定了封锁长江作战决定后，中国海军立即展开作战行动。8月7日，陈绍宽部署封锁长江作战行动，召集通济号舰长严寿华进行作战部署：“日前局势万分紧张，国防部决定先把江阴港道予以封锁，阻止敌人来去长江的航路。‘通济’是无武力的旧舰，你先开往江阴，做好准备，何时阻塞，另行通知。”“以后抗战胜利，就会建设新的海军，此时千万不要灰心，这是密令！”命令部分舰船开到江阴准备沉船封江。

8月7日，原在拱卫京畿南京的江防舰船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求开达湖口集中。湖口已经集结了江贞号、江元号、楚同号、楚泰号、楚有号、楚观号、湖鹏号、湖隼号等舰，随后的8、9两日，中山号、永绩号、建康号、逸仙号又陆续开到湖口，开始按计划进行作战准备。就在海军将士们准备报仇雪耻时，事态却发生了突变。8月9日夜，舰上的海军官兵们，突然发现上游有日舰开来，并迅速地向长江下游驶去，日舰开始撤离长江。面对此情，海军将士们急电南京，并等待南京方面下达攻击撤离日舰的命令。

据一位海军人员回忆：“我们在湖口的舰队，虽然是已经奉到集中之命，在湖口江面警戒，但因为那是八一三之前，距日寇在江南发动隔着四五日，自然还没有奉到向敌人开火追击敌方军舰的命令，而且谁也不会料到：我方如此机密的决定，敌人会迅速得知。所以在九日之夜，我们舰上的官兵，即突然发现上游居然有敌舰开来，而且是全部熄火，放倒栏杆，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作战的准备，迅速地向下游开驶，就感觉到出了意外；然而，我们没有奉命，我们当然不能自由攻击，我们只有惊异，惊异于敌舰的行动何以如是之速，难道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封锁长江了么？这不能不说是极其奇怪的事。”海军官兵对日舰撤离长江感到惊异。

8月9日夜，汉口租界的日本侨民正在举行宴会，日本领事馆官员和海军军官们突然从欢饮中临时退席，即刻作出了撤退留在武汉全体侨民的决定，日军军舰立即升火待发，日侨“扶老携幼，匆匆上船，船上装得像沙丁鱼罐头，甚至老人也难找到坐下的地盘。最后是日本领事，双手捧着日本国旗上船，立即起航，惶惶如丧家之犬，顺流东去”。在8月9日夜间到10日黎明前，日方所有停泊在长江上游的军舰，包括近万吨的旗舰八重山号，满载着日本侨民，驶过了中国海军的警戒线，向长江下游驶去。所有长江以内的日本军舰，总数二十余艘，都在中国海军封锁长江前驶出了长江，到8月9日为止，侨居长江沿岸的日本侨民29230名全部撤到上海。

国民政府如此缜密周详的作战决定，竟然在三日内就被日军获悉。中国军队眼睁睁地看着日舰从眼皮底下撤离，整个作战计划全盘落空。对此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命令空军立即出动，追击逃亡的日舰，8月13日午夜，空军第五大队分队长王倬正在值班，“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说：‘在长江中的日本五十艘军舰和轮船，正在向东逃跑。

你们大队立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出动追击，加以歼灭，但已经停在黄浦江里的，则不准轰炸。’”王倬立即将此情报告给空军第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丁纪徐命令由中队长刘粹刚带领王倬、董庆祥、姚杰、胡庄如等人驾驶十八架战机执行此次任务。战机起飞后，“越过江阴要塞，沿长江搜索前进，但敌舰都已经跑完了”。对于中国海军来说，一次大的作战行动就这样无果而终，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