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缅战争的历史背景

据清人记载元明时期缅甸尚隶属中国版图，由于嘉靖至万历爷孙三代疏于朝政明廷腐败严重，木邦及孟密，击破缅，杀宣慰莽纪岁，缅诉于朝，官员却不上报京城置之不理，其子莽瑞体奔逃匿于洞吾母家其头领养为己子，莽纪岁之子莽体瑞年长乃自力起兵收复其父之旧地，后势渐强，吞并其附近诸部，因怒明未救其难，并与思机发联兵犯边，自称西南金楼白象王。

后东吁王朝衰而贡榜王朝起，凭着其军力，迅速压服云南外夷衙门府、州、司等诸多土司。在对诸土司确立统治后，开始派出小股部队配合这些土司的部队以军事威胁向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等诸多土司强制要求征收传统的“花马礼”（即为贡赋，当年东吁王朝看到明朝并没有出手拯救外边政区，于是借鉴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采取拉拢周围的土司头领的做法。

后来处于中间的诸位土司在历史上为谋求自身安全曾向两边都缴纳这贡赋，“花马礼”的内容，所谓花，即是花银，马，即是马匹，也就是每年给缅甸王朝送一定数量的以银和马匹为代表的礼物。这既见于傣文史料，也见于零星的中文史料。《泐史》中有明末车里各土司给缅甸王朝致送花色繁多的礼物的记载，这大概不是常例。孟连给缅甸的贡礼，则是“每户‘哈曼”，“哈曼”即是五缅钱银子，合中国二两，但成色不足，可参考。

除了送礼外，缅甸王朝还给这些土司加委官爵，如车里土司承袭后，都会遣使至缅京向缅王汇报，缅王一般也会委以一定的官爵，如有的版本的《泐史》称缅王封车里土司召应勐(约1569～1578年在位)为“左底纳戛拉玛哈宰雅巴瓦腊布瓦玛拉扎”(巴利语，最高爵位之一)，后来缅甸国王委给车里土司的官爵一般被称为“缅方宣慰使”。孟连土司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孟连应袭土司刀派功称“缘孟连始祖罕把法系缅甸国王第十子，每遇故替，必将缅国所赐象只及金银镶刀盒等物交还，复赐新物”。

但在《孟连宣抚使》中则找不到孟连土司是缅王之后的说法，大概也是孟连土司对接受缅王封号的一种托词。在东吁王朝覆灭期间，给缅甸王室的“花马礼”曾一度废止。具体时间，从现在的材料来看，乾隆十三年(1748)缅王还以整欠和孟勇夷人互斗，行文给车里土司刀绍文，“令赴猛勇和解”。）。这些内地土司有些屈服于缅甸的兵威，有些并不屈服。这些不屈服的土司派人向云南地方官府请求军事支援。

但当时乾隆帝忙于平定准噶尔，无暇南顾，不愿与周边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云南地方官府对此事一直是奉行偏向绥靖政策。而当乾隆帝从平定新疆这一事情脱身后，开始对缅甸这种压迫边疆少数民族和挑衅清朝国威的行为采取强硬态度，中缅边境局势逐渐紧张。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缅甸方面再次向这些内地土司征收贡赋未果，遂出兵入侵中国。正式点燃了中缅两国边境冲突的导火线。1765年——1770年，清军四易主帅，四攻缅甸，四位主帅皆死于缅事，兵员伤亡数万，耗银1100万两；四次对缅甸的进攻均遭到了失败。

入境骚扰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冬，缅甸木邦的土司率领自己的部队以及贡榜王朝的军队约2000人侵入中国孟定和耿马两内地土司的管辖区域，劫持了孟定的土司，焚烧了耿马土司的衙署和一些当地的民居。当时清朝在当地的军事驻扎力量有三种：一为云南地方官府派驻的绿营兵，二为各地土司自己掌控的土练，三为边境一些矿场为自保建立的场练。

耿马土司逃出后，立即率领土练和场练反击追杀缅兵，于滚弄江畔击败缅兵，先后斩杀约200人。但为了息事宁人，耿马土司随后还是通过木邦土司向贡榜王朝缴纳了“花马礼”。虽然那时云南地方官府沿滚弄江一带布防，但仍偏向于绥靖，不想多事。所以在第2年，边境一矿场场长带兵过江擒杀缅兵，却被认为是“杀良冒功”而处死。

然缅甸方面却没有收敛的意思。孟定和耿马两内地土司稍微平静些时，但车里土司（今西双版纳）管辖地带却依旧不平静。乾隆二十七到二十九年（1762－1764年），缅属孟艮土司带领自己的部队和贡榜王朝的军队连年入界骚扰。

特别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骚扰规模骤然升级，缅兵进入车里土司多处地方勒索钱粮和掳掠民众。其原因在于，当时缅甸正和其历史上的死敌暹罗交战，制定了沿清迈、万象一线进攻暹罗的方针，而车里正处于其进军路线的旁侧，需要大量的钱粮以及劳力为军队的进军做后勤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