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为什么会失败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教匪处境艰难，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教匪军。经数次激战，教匪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教匪残部被清军陆续击破，教乱被平定。

没有明确政治纲领

川楚陕五省白莲教乱从性质上来说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阶级领导的起义，“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都是阶级斗争。”从本质上讲，白莲教乱仍然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教乱军主要由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流民、棚民及雇工组成，教乱军的领导阶级实际上是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他们思想意识保守、狭隘，与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白莲教的领导阶层仍然不可能提出彻底解放他们的政治纲领。白莲教乱前川楚陕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参加起义的阶层的阶级性质，从而制约了白莲教乱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白莲教乱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为解决生活问题，没有远大的目标，也提不出进一步的政治纲领，而这种没有革命远景的单纯军事行动，不可能经常鼓舞群众的斗志，以号召农民来反抗统治阶级。

劳动人民跟着白莲教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只是暂时的现象，白莲教乱军很难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的支持与清军进行长期的斗争。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夺取封建政治重心的城市，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

流寇主义风气

游击战争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游击战争上，不把大小队伍汇合壮大进行集中统一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白莲教乱军多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无产游民及农场雇工组成，中途更有大量流民加入，他们都受到官僚、地主及手工业场主的剥削及压迫，生活朝不保夕、漂泊不定，经济地位很不稳定。

加入教乱军之后，自然会把原来的经济生活习惯及所带有的意识带进乱军的队伍，这种社会根源导致了白莲教乱军在整个起义过程中都采取了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

例如白莲教乱初期，襄阳教乱军从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到同年十二月，在一年的时间内，两次进入陕西，两次进入四川，绕三省边界转了半个圈子，行程几千公里。白莲教乱军在汉水川楚陕南巴老林地区穿来穿去进行东荡西游的游击战，也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进行统一的战争。

在白莲教乱初期，义军的力量不够强大，这种“东荡西游”的游击战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机械呆板的运用势必导致教乱军最后的失败。对白莲教乱军这种流寇式作战方式，清政府应付阙如，采取了坚壁清野、筑堡团练的政策。白莲教始终处于清政府军队的追剿下。清政府“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了乱军与当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使白莲教乱军的粮食和兵员得不到补充，教乱军受到重大打击，军事行动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教乱军的失败。

内部宗派主义

白莲教乱军本身是一个个狭隘的小集团组成，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一个社会特定的阶层或特定的集团利益服务。它几乎吸收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由于各自利益不一致，在反对清政府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有所分化，必然会产生宗派主义。在清政府招抚政策宣传之后，很多已加入白莲教义军的下层群众开始动摇。清政府的这些政策，使得“困极思安”、“久劳思息”的白莲教乱军纷纷乞降、投诚，出现了“贼伙自行投诚及难民由贼营逃出者络绎不绝”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