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医生的待遇好吗？

在德国，医生长期以来都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德国每年的民意调査中，都位居最受人尊敬职业的前两位。

但在德国干医生这一行，只是名声好听而已。

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工作时间特别长（每周六十小时），算下来小时工资比普通职业高不到哪儿去，正常生活规律也受影响，而对医生八小时内外行为的规范更是严格。

譬如病人不同意，医生就不能自作主张，否则就要吃官司。反过来，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即使与己无关，不主动救治也不行。

更倒霉的是，哪怕尽心尽力了，最终可能还是摆不脱官司。

在医院上班时，由于有律师专职代理处理与病人的各种矛盾是非，情况稍微好点。但下班后，医生的职业风险也无处不在，遇到麻烦，当事人只有靠自己扯皮了。

我家住在紧挨瑞士边境的宁静小城。瑞士不肯加入欧盟，两国边境至今盘查依旧。德国当地边防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追查那些钻两国法律漏洞的违法犯罪。

例如，瑞士对待软毒品管理宽松，即使抽大麻也不算违法，吸引了不少德国的瘾君子越境享受。有人在快活之后，还不忘从长计议，总想偷带一些回德国，或赠好友或私下卖掉。这些在德国均为刑事犯罪，每当边防警察抓到疑犯，立刻就得采集证据，以便将来呈堂。

一些专业性强的项目少不了要请执照医生检查鉴定。所以，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妻子回家，常少不了接到当地德国警局的“突然邀请”。

老奸巨猾的疑犯都清楚证据的用途，被抓后，常会以各种借口想方设法推托检查。妻子很少遇到顺利的案例。只要疑犯自己不吐“同意” 二字，无论警察如何打保票，太太一定会遵守职业规范，拒绝检查。

这时，警察只好请她出去回避，再对疑犯使出“十八般武艺”软硬兼施，直到对方答应。尽管太太一直严格奉行“不获同意不检査”的原则，但还是麻烦不断：在法庭上，常有人在控告警察虐待时，举出“被迫答应接受检查”的事例。

虽然嫌犯在此并非针对医生，但医生就得三天两头放下工作被法庭传去作证。而德国法庭计算证人出庭的误工、路费等补助时，往往参照证人收入考虑，年收入越高，得到的补助就越少，医生就只能为社会安全做“贡献”了。

在德国，各行各业的人八小时以外看来都比医生自由。然而干医生这一行，且不说自己分管的病人，就是在外面遇到不相识的人发病，也非管不可，不然就麻烦大了。

有一天，妻子的一位同行与女朋友周末出去吃饭。邻桌一位客人突然心脏病发作，出于职业本能，他立刻叫饭店老板打电话给医疗急救中心，然后接着用餐。

急救医生赶来作出处理，抬人上车去医院。可惜病人在路上就命归黄泉。这医生怎么也没想到，死者家属不久后居然把同为食客的他告上法庭，罪名是身为医生不作为，导致病人死亡。

这同行大呼冤枉，法庭上，他千方百计解释自己另有专注领域，对心血管疾病不熟悉；如果“不作为”，怎么会立刻叫饭店老板去打急救电话呢？最后总算免去牢狱之灾，但行医执照是难保了。

与他相比，妻子的另一位同事更是冤枉。

这位女同事登上飞往肯尼亚的飞机去度假，飞行途中突然听到广播，说有乘客患重病，急需一位医生处理。她立刻挺身而出，仔细检查后，她判断病人症状比较复杂，而飞机上又没有相应的检查仪器设备。

无奈，她把情况如实告诉机组人员。机长与地面通话联系，得到指令：是否立即着陆还是飞到目的地再处理，应听从机上医生安排。考虑到人命大过天，女同事毅然建议飞机就近着陆救治。

女同事对这类情况习以为常。度假期间尽情一玩，早把这段小插曲忘到九霄云外。等她回家打开信箱一看，航空公司把她告上法庭。

对方律师称：本公司因客机中途落降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皆源于医生的错误决策，要求女同事作出经济赔偿。理由是航空公司事后根据病人在地面医院救治检查的结果鉴定，认为该病人完全可以飞到目的地后再进行医治。

女同事哭笑不得！医生医术再高超，如果缺乏相应的检査设备，要对突发病情正确诊断哪能打包票呢。

瞬息之间要作出抉择，对医生而言，生命当然高于金钱。然而，即使知道航空公司胡搅蛮缠，这位女同事也不得不花上许多精力去自我辩白。

看到并经历了许多类似事例之后，我常打趣妻子当初应该学法律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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