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僧侣都过着怎样的生活？

骗色骗财的主教僧侣们直到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前后，基督教会的贪腐问题和靠出卖赎罪券敛财的行径才被广泛地揭发出来，这给很多人一种它们只有中世纪的愚昧中才有的表象。与此对应的看法，那就是早期的教职人员都是清廉自律的。实际上，当教徒中一出现领导层、而且为了避免教会中每年的选举对教众生活的干扰而固定化了的教职人员，他们的贪腐就开始了，这跟世俗社会毫无两样。虔诚教徒的良心和奉献；清贫克制和禁欲主义，成了养活这帮精神蛀虫的来源。由于早期的主教、教主没人监督，也没有账目和教会内部的法律，收入没人知道数目，他们拿出一部分用于对教众的救济，以及其他公共事务，其余用于个人豪华奢侈的生活和放高利贷。由于教职人员有诸多捞取油水的便利条件，教会内部的争权被一些学者比喻为教派之间的布匿战争，其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从帝国早期开始，女基督徒或其同情者就在皇宫里作为。比如，以真真假假迫害基督徒闻名的皇帝尼禄之妻波培娅就替基督徒说情；对基督徒进行迫害的皇帝图密善的亲属多米蒂娜是基督徒，虽然她被处死与其信仰无关，但被教会遵奉为殉道者。她的女奴支持其信仰，怀着对死者的怀念和宗教情感，在皇宫里刺死了图密善。康茂德皇帝的宠妃梅西亚非常偏爱基督徒，教徒们在皇帝的暴政下生活非常安然。塞维鲁皇帝时期，宫廷里重用基督徒男女。总之，造在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为国教以前，皇室与基督教的关系就已经多方粘连，宫廷女人的作用非常突出，以至于有些人讽刺基督教是在皇帝情妇庇护下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基督教被承认为国教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如年轻有为的哲学家尤利安当皇帝时期，处于对希腊学术的偏爱和迫害过他们家族的君士坦丁大帝家族的仇恨，对基督徒的迫害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但不论迫害还是宽容期，富婆捐助都是教会的重要收入。

蛮族入侵和盗贼横行，使罗马人的安全感和对国家的信念达到了最低下的程度。就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里，基督徒的应允之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基督徒可以得到荣耀和幸福，非基督徒必然大难临头。人们争先恐后入教和将财产捐给教会，不留基本生活费用的情况非常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女人认为基督教能保护她们，教士们在富婆那里获钱又获色。

帝国首都许多贵族和富豪人家的女儿、寡妇舍弃华丽服装和首饰，以及婚姻中的闺房生活，将继承到的财产捐献给教会。她们的虔诚和空虚之心很快就被禽兽僧侣所捕获，当成骗财骗色的对象。史学家阿米阿努斯记载教会上层的生活：“获胜的候选人在贵妇人的奉献之下，确定可以大发利市。他的衣着立刻有专人照料并且极为高雅，他坐着自己的马车通过罗马的街道。就是皇家餐桌的奢侈浪费，无论是菜肴的精美、品项的丰富和花费的浩大都无法与罗马教皇的享受相比。”

相比于正常捐助，想方设法成为女富豪财产的法定继承人，成为教会神职人员朝思暮想的事情。手腕高明的僧侣经常出现在“属灵女儿”医嘱的首位，甚至成为唯一合法继承人。为此目的他们不惜使用非法手段制造、修改当事人遗嘱。连罗马主教达马苏斯都指责教职人员的贪婪无耻。

教职人员的行为已经造成严重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为此，实施宗教宽容的皇帝瓦伦提尼安颁布诏书给罗马主教达马苏斯，要求他在城市的教堂公开宣读，儆戒传教士与僧侣不得常去处女和寡妇家串门，违法者交给世俗法庭宣判治罪；神职人员不得从属灵女儿手里接受任何礼物、遗物和继承财产。凡是违背皇帝这一诏书的遗嘱都不具备法律效力，非法赠与和继承收缴国库。以后类似规定还扩展到了修女那里。

然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忙于军务和内乱内讧，而且善终的没有几个，他们的宗教态度也没有一致的延续。这样的诏令之实效性不可高估。从宗教改革派对教会的控诉看，教职人员的以上种种恶行一致沿传到欧洲民族国家。直到近代社会法制健全、科学发达后，以上非法行为才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