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通”实为日军侵华的预谋

“中国通”们互相拆台

讨论过“中国通”的定义，我们再来说说“中国通”的培养。日军对“中国通”的培养，主要得益于日本国家战略方向的影响，虽起步于甲午战争之前，但到日俄战争时期才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模式。

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军根据“征韩论”和“征台论”，就考虑培养针对中国的专业情报参谋人员，这一计划最初是以“清国派遣”的形式进行的。不过，甲午战争前日军在中国培养“中国通”方面始终收效甚微，一方面日军当时正在疯狂地学习西方列强，青年军官内部经常就到底应该学习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发生争执。但“亲西方派”在轻视中国方面，却步调一致，因此即便陆士和陆大很早就建立了汉语教育课程，却应者寥寥。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之间的交流有限，在中国定居的日侨可谓凤毛麟角。1873年，日军第一批“清国派遣”军官来到天津后发现，除了日本本愿寺派来传教的僧侣外，全天津仅有日侨一人。

但是，早期“中国通”还是为日军了解有关中国的情报，建立对华情报体系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19世纪70年代，岛弘毅和相良长裕等人分别进入中国的东北、西北、华中和华南，通过旅行的方式，掌握了这些区域的地理和人文资料，找出了一些可供日军渗透的中国组织。在岛弘毅等人的影响下，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开始出现，青木宣纯、柴五郎和小泽豁郎等人，为随后日军“中国通”的成功建立了范本。青木和柴等人，都在1884年前后进入中国，他们首先在上海开始学习汉语，随后分别向广东和北方进行渗透，柴五郎还绘制了日军最早的北京周边、东北及朝鲜地图。小泽豁郎在福建学习当地方言后，逐渐与中国国内的反清组织产生了联系。与后来日军“中国通”对中国革命组织单纯地利用不同，小泽豁郎出于朴素的“东亚保全论”，对中国国内的反清活动产生了同情。日本国内研究者用“进入角色”来评论小泽在甲午战争前放弃为日军收集情报的初衷，专心投入对中国革命者的支援工作。同时，小泽的行动，也被认为是日军“中国通”最初的“独断专行行动”。

青木宣纯（左）、坂西利八郎（右）

除了日军正式派遣的“中国通”以外，这一时期，日军也开始借助民间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代表就是著名的汉口乐善堂。乐善堂是日本人岸田吟香在中国建立的以销售眼药为主的贸易行。1888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派遣荒尾精中尉进入乐善堂，凭借其商业体系，开展情报工作。正是由于日军利用各种手段收集中国的情报，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方完成了长达两千多页的中国情报大全《清商通览》，汇总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间谍所收集的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各方各面的情报，在情报战领域上完全压倒了中国。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对日本的看法由“蕞尔小邦”变为“东洋强国”，在各领域上开始向日本学习。到20世纪初，日本顾问已经渗透了中国的各个领域。1896年，中国政府聘用了第一名日本顾问，到1904年，中国政府中日本顾问的数量已经增加到218人。1898年，张之洞为武昌武备学堂聘用了大原武庆，这也是中国军队的第一名日籍军事顾问。据日方统计，到辛亥革命以前，日本军事顾问出现在保定、天津、安庆、武昌、南京、杭州、成都、贵阳、福州、广州等地。当时最热衷引入日本军事顾问的中国将领是袁世凯，1900年袁世凯以山东巡抚身份引入青木宣纯，随后又先后聘用了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人。在袁世凯的带动下，整个北洋系大量引入日本顾问。

同样是在袁世凯的帮助下，青木宣纯开始在北京建立日军在中国最初的情报组织。但是由于日俄战争爆发，青木与柴五郎等人都转向对俄及对东北情报，而为袁世凯服务的任务则被交给了坂西利八郎。这次任务交接，实际上导致了日军“中国通”中两大派系的出现，即坂西系和青木系。日本人有闹派阀的传统，加上当时日军在中国建立情报组织主要依靠个人关系，这使得日军“中国通”带有浓厚的派阀色彩。首先，是南派和北派之争，张之洞系统的寺西秀武（驻武昌）和本庄繁（驻上海）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对南方革命党给予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甚至专门为革命党起义筹措武器。北方支持袁世凯的青木和坂西，则在日本国内四处游说，希望政府支持袁世凯统一南北。

“中国通”们的个人倾向，在随后几十年中，几乎成为“中国通”圈子里面最重要的事件，破坏了日本政府和军界对“中国通”的信任。例如在二次革命前后，“中国通”纷纷回国活动，或鼓吹中国南北妥协，或鼓吹袁世凯政府具有法统，坂西干脆趁此时抛出“中国吞并论”，要求日本政府直接介入中国。但正是因为“中国通”互相拆台，军部和山本权兵卫内阁判断中国局势错综复杂，最终日方选择静观其变，导致“中国通”们在中国各派系面前名誉扫地，日本国内也普遍认为“中国通”们因私废公。

这一时期，北方的青木和坂西，已经建立起了两个比较成熟的情报机关，即北京的坂西公馆和天津的青木公馆。有趣的是，这两处房产最初的所有者都是青木宣纯，但实际上负责情报工作的，则是坂西一人。这两处公馆的日常运作模式主要是组织各种有中国各派人物参加的社交活动，同时在公馆内建立固定的“研究部”和“情报部”。抗战时期最臭名昭著的“中国通”冈村宁次和土肥原贤二，分别曾担任坂西公馆的研究部辅助官和情报部辅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