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登道夫：比希特勒更早的“第一个纳粹”

1917年10月，鲁登道夫指挥奥德联军发动了卡波雷托攻势。奥-德军以十六个师对卡多纳指挥的五十五个师，造成意军30万以上的直接人员损失，几乎将意大利逐出战争。同年，他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中发挥关键作用，该条约让俄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由于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他被封为贵族，成为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随着1918年的到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决心在美国作好战争准备之前，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他采用包括风暴部队渗透战术在内的一系列新型战术，接连发动了三次攻势—3月21日开始的索姆河攻势、4月9日开始的利斯河攻势、5月27日开始的埃纳河攻势。这些攻势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都没能达成摧毁英军的目的。

他继续发动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攻势—6月9日-6月13日间的努瓦永-蒙迪迪埃攻势和7月15日-7月17日香槟-马恩河攻势，这两次攻势都迅即被协约国军所遏止。这些攻势消耗了德军的力量，使其难以抵挡协约国军在7月10日-10月28日间实施的反攻。

鲁登道夫对于这一反攻的规模和能力极为震惊，惊呼7月18日是德军的“黑日”。就在这个“黑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发生了公开争吵，虽然破裂的关系得到修复，但两人逐渐离心。

1918年在西线发动总攻遭到失败，他力主顽抗到底，但政府人士掣肘，乃愤而辞职。德国十一月革命时避居瑞典，1919年2月返回德国，曾先后参与1920年卡普暴动和1923年希特勒的未遂政变。

1918年8月8日，开始的亚眠战役让鲁登道夫再次遭遇了“暗淡的日子”。9月26日，当协约国发动了默兹-阿尔贡攻势的时候，保加利亚退出了大战，这对鲁登道夫是一个双重的打击。鲁登道夫的精神很快地垮下来，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1918年9月28日，总参谋部召开例行会议，鲁登道夫为德国的处境，责备除他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发表着长篇激烈的议论。他的部下很难为情地坐着。最后，鲁登道夫竟因为激动而虚脱倒在地板上。会议结束后，鲁登道夫依然意犹未尽，他以模糊的仅能被人听懂的语言，劝告兴登堡从所有占领的西方领土撤退，并根据看来是他曲解了的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建议中所表示的条件求和。

1918年9月29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正式发表声明，必须签订停战协定，成立一个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政府。但是鲁登道夫拒绝接受美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笨拙的企图干涉巴登和麦克斯亲王的和平谈判后，鲁登道夫在10月26日被迫辞职。

1918年11月，停战后他旅居瑞典，撰写文章和回忆录，包括于1919年出版的《鲁登道夫的个人故事》与1920年出版的《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回忆》和《总参谋部及其问题》。他宣称，在战场不败的德国军队是被左翼政客“从背后插了一刀”。

1919年春，鲁登道夫返回德国。他拥护极右翼的政策，信奉异乎寻常的北欧日尔曼民族的宗教，并极端敌视现有政权。他参加了所谓的“民族俱乐部”，计划消灭魏玛共和国和建立军事独裁，为此参与组织了1920年3月的卡普暴动。不久后，他和纳粹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参与了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在随后的审判中，鲁登道夫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攻击魏玛共和国，最后他被无罪释放。

1924年5月，他成为了魏玛共和国国会中的纳粹成员。

1924年～1928年为国家社会党的国会议员。

1925年为纳粹党总统候选人。

1925年4月，鲁登道夫代表右翼的民族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出马竞选，结果仅获得1.1%的选票。随着纳粹党势力的上升，鲁登道夫愈来愈轻视希特勒和纳粹党徒，认为他们是没有勇气的蠢货。

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基本上退出了政坛，致力于撰写关于战略和总体战的著作，这就是后来在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这本书系统阐述了总体战理论，认为战争凌驾于政治之上，要求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就应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主张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是极端残暴的手段进行战争。

虽然他晚年极力主张恢复德国军事实力，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但鲁登道夫没有等到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那一天，也没有看到希特勒德国失败的那一天。

1937年12月20日，他死于巴伐利亚的图青，希特勒等纳粹党中坚分子参加了他的葬礼。

个人评价

极盛时期的鲁登道夫无疑是一战中最好的陆军指挥官，拥有出类拔萃的战略眼光、组织能力和战术手腕。他的缺点主要在于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而且其精神因素缺乏稳定，面对困境容易陷入沮丧和失望。他是第一个系统探讨总体战争的人，虽然其理论甚多谬误且为人诟病，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