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怎么成立的

三星电子是怎么成立的

李秉喆自创办三星集团以来，历经了各种艰难坎坷，但是他在这几十年时间里始终坚持和贯彻着“实业报国”的经营原则。李秉喆不喜欢参与政治，他一心只想经营好三星集团，所以一直都专心致力于三星集团的经济发展。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只顾埋头经营事业的李秉喆，还是受到了某些势力的非难和指责。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势力这一次的发难，几乎葬送了李秉喆几十年来辛苦创办起来的事业。不仅如此，李秉喆还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误解，这对他来说才是最难以承受的。

就在化肥厂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有一天，在国外考察的李秉喆突然接到了金在明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语气急切地说：“会长，有些新闻媒体把第一制糖厂销售糖精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甚至还组建了特别委员会要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看样子他们似乎是铁了心要把这件事往政治方面牵扯了。”李秉喆听完金在明的电话之后，立刻取消了随后的所有行程，搭上了返回南朝鲜的飞机。

这件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至今没有人知道。人们只是从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得知，南朝鲜化肥厂厂长金在明和国外的神秘人士密谋，把2 400袋型号为OTSA的糖精原料伪装成水泥，利用日本货船运到蔚山，准备把这些糖精卖给一个化学公司，但是货船途经釜山的时候，被海关截获了。他们没收了这些糖精，并且对三星集团进行罚款，总额2 000万韩元。

其实，化肥厂的员工私自处理糖精是一年以前的事情，而且李秉喆当时也已经缴纳了罚款，当事人也因为这件事情引咎辞职。但是，让人们想不到的是，这件事情在淡出人们的视野许久之后，又突然被人拿出来大做文章，这背后肯定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事实上，李秉喆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有所预见的。因为在这之前，曾经有某些政治人物向李秉喆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但是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就在这件事情过去一个月之后，媒体就曝出了这件事情。李秉喆担心这件事情会给三星集团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担心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会把矛头统统指向三星集团，但却忽略了那些耍心机的政客。三星应该怎样渡过这个难关，是李秉喆考虑的问题。

他清楚地知道，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能否顺利解决将会严重影响到三星之后的发展。李秉喆对全体员工说：“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这或许是一场持久战，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一次将是三星自创办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

其实在当时，对于社会风气普遍下降的南朝鲜来说，糖精事件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但是这一次却因为背后有政府在指使，所以检察院宣布要彻查糖精事件。而新闻媒体每天也都在炒作，一时间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三星集团和李秉喆，谴责之声铺天盖地而来。甚至还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将这次事件同将要完工的化肥厂联系在了一起，说建造化肥厂的巨额资金来路不明，甚至还有媒体说三星集团涉嫌走私。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李秉喆当机立断，决定把化肥厂捐献给国家。

这个耗费了数十亿韩元和4 000多万美元的化肥厂，因为在建设的过程中被扣上了无端的罪名，李秉喆不得不忍痛割爱，把这座耗尽了自己大半生心血的化肥厂捐给了国家。“韩肥事件”最终使得李秉喆花了大半生精力建筑起来的宏图伟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而三星集团的声誉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李秉喆的这一做法成为三星日后经营原则中十分重视的一点，那就是既要勇于开拓，同时也要勇于退出。

1967年，南朝鲜化肥厂全面竣工，李秉喆开始着手办理捐献化肥厂的相关手续。李秉喆也从“韩肥事件”中得出了一些结论，他认为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对企业生存威胁最大的是社会政治环境。当下，唯有坚持政治和经济分离，才能够排除外界政治因素的干扰，这样企业才能够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李秉喆认为，政治环境、政治权利和政府干预会对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产生直接的影响。

“韩肥事件”过去之后，李秉喆就为三星集团确立了政经分离的原则，他始终坚持与政治权利“不可近也不可远”的立场，目的只是为了排除来自外界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后来，李秉喆为了进一步消除影响，决定离开三星集团。于是，李秉喆于1966年9月22日宣布自己暂时退出三星经营的第一线，将集团的经营权交给了自己的长子李孟熙。

李孟熙在李秉喆退隐之后，根据父亲的建议成立了三星企划委员会，对三星进行统一的领导。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委员们就开始着手对三星进行整顿。他们决心要改变三星现在萎靡不振的状态，讨论出了新的投资计划。但是，由于委员会的要求太高，当时的管理层内部人心涣散，缺乏凝聚力，很难形成有威信的核心。不仅委员会的整顿计划很难落实，就连之前的基础工作也很难保证。

看到这种情况后，李秉喆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重新回到三星集团一线，亲自指导改革。李秉喆回归三星后，一直不断地思索着三星集团未来的出路，为了探索三星发展的新方向他也曾多次出国考察。他发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中，电子产业正在悄然兴起，这必将成为今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一个趋势。再加上它又恰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对于自然资源极度缺乏的韩国来说是十分适合的，而且当时南朝鲜市场上的电子产品很少见。所以，李秉喆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商机。于是，他决定向电子产业进军。

随后，李秉喆与日本的三洋电器和新日本合作，投资2 000万美元建厂。他计划建设一个大规模的电子工业基地，主要从事研发和生产集成电路或电视显像管。三星集团的这个计划一经公布，立即震惊了国内的电子业界。#p#分页标题#e#

为了建设电子厂，李秉喆在水原收购了45万坪的土地，准备建设电子工业基地，按照他的设想，建成后的电子工业基地的规模要比日本最大的三洋电子集团工业基地更大。李秉喆的这一举动让跟随在他身边多年的下属都感到十分困惑和不解。李秉喆看着他们充满疑惑的眼神，指着还是一片荒芜的土地说：“难道你们看不到这片土地将在不久之后变成规模宏大的电子产业基地吗？难道你们看不到将来养活我们国民的高科技产业的宏伟蓝图吗？现在，你们或许会觉得这片土地实在是太大了，但是，请你们相信我，不久的将来，这些土地将远远不够我们使用，到那时，我们就会需要比这个还要大很多的土地。”

李秉喆这一次超大规模的合作计划，是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后，就立刻对三星集团将要进军电子产业这一事情展开了阻挠，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阻挠，李秉喆迟迟拿不到经营许可证。这件事情没有动摇李秉喆，反而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他要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电子产品。最后，他表示，三星生产的电子产品会100%直接出口。以此为条件，李秉喆最终拿到了经营许可证。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制定什么样的目标、怎样制定目标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三星一直都主张制定偏高的目标，李秉喆一直认为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制定偏高一点的目标并且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它，才能促使一个企业永葆活力、长盛不衰。

三星在制定发展目标的时候，特别重视“先进指标”。李秉喆会把各个发达国家中的优秀企业的经营方式通过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始终强调同发达国家的指标对比，时刻注意自己的生产成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多少差距、利润是多少、人均生产量是多少等。李秉喆一直都在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企业的竞争力，并且在不断的对比中发现自己与发达国家在技术、经营等方面的差距。他认为，只有同先进国家进行对比，才能真正看清楚差距，制定出更加完善和详尽的目标，这样才能够不断地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不断提升自己企业的竞争力。

1968年12月30日，李秉喆在三星召开发起人大会，并且在会上选举出了理事会。1969年1月13日，“三星电子”在汉城民事地方法院进行了设立登记。李秉喆表示，今后，三星电子不光是要生产常用的电子设备，还要生产电子工业情报处理机——产业电子和宇航产业的产品。

三星电子创立之初，李秉喆同样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想从日本学习电子产品的产业技术，但日本的技术人员对核心技术采取绝对的保密措施，他们为了不让三星的员工靠近直拨电话机房，竟然把它完全封锁了起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谈到和技术有关的话题，就会让三星的员工回避。日本人的做法引起了三星员工们极大的反感，但是李秉喆却告诉员工们，日本人的这种做法很正常，毕竟失去了技术就意味着失去了未来的市场。不过，日本人越是防备，三星的员工就越是要咬紧牙关学好技术。后来，李秉喆带着手下的员工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在1970年，三星电子正式进入了生产阶段。

在进行产品研发的时候，由于没有日本技术人员的帮助和支持，李秉喆不得不自己带领团队一边摸索，一边前进。李秉喆让研发团队的人员兵分几路，去购买当时市面上最先进的电子产品，之后他们再拆开这些产品进行研究，并且查找各种相关的资料。由于深知能否掌握核心技术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研发团队的成员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凝聚力。

终于，在研发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之下，1972年，三星终于研发出了南朝鲜第一批彩色电视。这批贴着“韩国制造”的电视机出口到了美国。日本的技术人员看到三星取得这样的成果，就更是对自己的核心技术进行严加防范，他们甚至拒绝技术转移。但是，李秉喆并不在意日本技术人员的做法，他带领研究小组的成员夜以继日地刻苦努力着，终于在1978年，三星生产的黑白电视机的产量超过了日本松下，成为世界之首。1979年初，李秉喆提拔自己的三儿子做三星集团的副会长，让他做自己的助手，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这个时候的李秉喆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是时光并没有消磨李秉喆对于三星集团的热情，他觉得自己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够看到三星辉煌灿烂的未来，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激情和责任感去做着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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