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重要记录者

约翰·拉贝（ＪｏｈｎＨ．Ｄ．Ｒａｂｅ，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西门子洋行代理人、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人、南京安全区主席。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加入了纳粹党的前身德国社会工人党，在纳粹分子中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他追随希特勒，但又受到中国人的爱戴。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挽救了２５万中国百姓的生命。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曾经多次写信给希特勒。南京大屠杀过后，拉贝在战时的德国发表了多次演说，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向希特勒递交了记录暴行的胶片。

他被人们称呼为“洋菩萨”。约翰·拉贝被称作“中国的辛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拉贝日记》于１９９７年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它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拉贝先生故居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小粉桥１号南京大学内，同时建有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南京大学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为了纪念拉贝，其在德国柏林的墓碑也于１９９７年运抵南京，现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拉贝并不仇视犹太人，他有犹太朋友，甚至还协助过一家犹太人逃往英国。

１８８２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约翰·拉贝，在纳粹中属于元老，很受尊敬。他１９０８年就来到了中国，１９１９年甚至还数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驱逐，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也对德宣战，而他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商务代表的身份则异常尴尬，才被迫回国休整。

被遣返回国的第二年，拉贝回到中国，打着某中国外资公司高级顾问的名义做着掩护，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这段时间他受到重点监视，怀疑他多次来访中国有着其他的隐藏目的，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扎根并认可了西门子公司在华的权益之后，他才告别了“黑名单”，不再是“行迹特殊的人”。

拉贝与大多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以及要员们都有着极为特别的关系，除了军界人员之外，还经常接洽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要员，以及以纳粹党徒身份镶入日本军界的远东第一间谍佐尔格。日本人在历史书上给他扣了个纳粹间谍的帽子。

也正是这些复杂的身份与经历，才使得拉贝的日记以及保护下来的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被莫名质疑，很多文字资料都没有得到更高的重视。原因在于，日本人在国际法庭辩称”一个纳粹党徒的话，毫无说服力，不该被公信……。“

１９３７年的冬天，日军侵占中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并撤离，南京宣告沦陷。一时间，大量的日本军队蜂拥至南京城内，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抢掠，顷刻间，南京城尸横遍野。

拉贝是在南京沦陷前匆匆从秦皇岛结束休假赶回南京，很多人认为跑都来不及呢，回去趟这个浑水干什么，但拉贝认为，自己在中国生存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命运与自己已经无法再分割，没理由在这种时候充当一个外籍身份的懦夫，所以，他坚持留下。

在日本飞机整天疯狂轰炸南京城内每一处目标时，大量平民丧失了庇护，拉贝偶然间发现，西门子公司一直所悬挂着的纳粹党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他当即打开公司大门让街上的上千百姓涌入，在纳粹旗下保全了性命。

在拉贝以德国纳粹党员以及多重政治身份的威慑下，他逼原本对安全区实行运输封锁的日军开闸放行，让粮食与药品能成功运抵，拯救数十万人的性命。而且，他自己带头捐出存款，与众人一起凑钱去向军队套购高价军粮，以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冻死。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拉贝每天睡眠不足４小时，糖尿病每天都发作，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他说，如果上帝非要结束他的生命的话，那务必先拯救下这难民营中仍在苦苦挣扎的二十多万无辜百姓。

拉贝在南京的家中，密密麻麻地收容了６００多中国难民，而他则自己掏钱奉养起了他们。他的行为是无私的，也是伟大的，他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活菩萨”。

在１９３７年底至１９３８年初那段血腥恐怖的日子里，拉贝为了救护中国难民而日夜奔忙，竭尽心力，二次累得昏倒。

他的一些事迹并没有在日记中记载，如他带着助手冒着生命的危险跑遍南京街头，用照相机拍摄下大量日军屠杀的照片，也搜集到了大量的屠城血证，并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６日时，将这些重要的资料交到了德国驻日大使馆情报分析员佐尔格的手上，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关系将这些文件交到德国政府高层以及日本朝野，以求得重视，对这种残酷的暴行予以制止。

虽然，他的目的并没有达成，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身为前苏联秘密特工的佐尔格还是将这些资料复制了几份，交给了德国战时最高统帅机构，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政府那里才得以保存。

１９３８年二月份，拉贝的糖尿病已经开始恶化，而且，由于拉贝对日军的不断施压，以及他对日本暴行的不断指责与控诉，激怒了日本军界的要员们，强行要把他驱逐出南京，德国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报后，决定对拉贝召回，接受质讯。拉贝最终在将难民营托付给马洛、魏特琳等十几位外国人士，安排妥当后便回了国。

在回国之后的不久，拉贝被党部的人调查，并封锁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拉贝没有接受警告，陆续在德国汉堡、墓尼黑、汉诺威等市多次发表演讲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在遭到军警驱逐后仍旧坚持抗争，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在确认无太多罪名可立之后，他又在家中被软禁，被特工监视。

后来，在拉贝被捕的事件影响逐渐扩大化之后，纳粹分子将他列到了黑名单之上，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拉贝没有屈服，反而是一再执拗地抗争着，不断地喊着要回中国，回南京。

在纳粹政府被推翻之后，拉贝也没有因此而重获自由，居然又因自己的纳粹党元老的身份被逮捕，重新投入到了监狱。借助来自中国方面的担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证据后，拉贝被暂时释放，但仍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但却没有想到，在英国方面拘禁并审查他了之后，前苏联方面又再度把他丢进监狱，在最后一次离开监狱之前，拉贝的糖尿病已经严重到了极为危机的地步，随时会终结他的生命，也正是因此他才会被释放。

但他入狱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还是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捐款热潮，人们倾囊相助凑齐了几千美元，才将他赎出监狱，恢复了半自由的身份。

拉贝的晚年十分之凄凉，在１９５０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第五个年头他就逝世了，当时无人知晓，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墓碑上也仅只书写下“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他所做的，所写的，所成就的，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部分，但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