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10-23编辑:文二
首先,在 1954年4月29日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这之后事实上成为了中共在处理与外界关系上的一个基本准则。
这一政策很明显地展现出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即绝不愿意再被盟友拖到另一场与美国的战争中,因此,加入华约这样一个为与美国对立而组织的军事集团中和中国的这一理念是相违背的。
更何况,在1955年左右,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一五计划的建设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国政府也没有多余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到与自身根本利益并不是很密切的大国对抗中去。
其次,从建立华约的目的来看,苏联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将中国拉进去,1955年的《华沙公约》规定:“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每一缔约国应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这其中,很清楚的反映出华约组织所防范的敌人就是当时另一个军事集团北约所控制的西欧。
这样,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加入华约基本上就起不到替苏联抵挡北约进攻的作用,最多是为北约与华约的战争提供一些人力和物力上的援助,而根据当时中国的国力,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再者,从后来历史发展来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苏联赫鲁晓夫极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导致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走向破裂,使得中苏两国从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一直冲突不断。
特别是珍宝岛事件,这成为了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这一事件也使得中苏两国都改变了原有的对外关系。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寻求同西欧国家改善关系,导致了同西欧国家关系的缓和。
而中国为了减轻苏联的威胁,及时调整对外战略,采取联美反苏的政策,逐步改善了长期以来尖锐对立的中美关系。这样一来,中国加入华约就更加的不可能。
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的出台,使得华约的重要性已日渐降低,最终随着苏东剧变彻底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