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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1-04编辑：梓岚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在史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严格地讲，《春秋》仅是鲁国国史的一部分，因为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史事，而隐公之前和哀公十四年后的历史都付之阙如。
奇怪的是，鲁隐公并不是鲁国的开国君主，也没有什么过人业绩，孔子为什么对他特别青睐，将鲁隐公作为《春秋》第一君呢？
一种意见是，鲁隐公即位，正逢周平王之时。平王东迁，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孔子选择平王东迁的时期开始《春秋》的记载，是为了“纪中兴也”。对此，顾额刚的意见是：平王东迁的时候，鲁国的国君是鲁孝公，孝公后面还有惠公，惠公之后才是鲁隐公，鲁隐公元年已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了。因此，如果说为了“纪中兴”，那也应该是从鲁孝公开始。
第二种意见是，孔子因为敬重隐公的仁义，又感伤他的死于非命，所以选择隐公作为《春秋》之始。但是，顾颜刚认为，鲁国开国以来，有比鲁隐公更有作为的统治者，如果以可敬为标准，或许还轮不上鲁隐公。
第三种说法出自清江永《群经补义》：“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义也。”江永说《春秋》起始未必有所取义，其实不然。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当时的《鲁春秋》是始于周公的，而孔子编定以鲁国为中心的编年史《春秋》却不始于周公，也不始于鲁国始封国君伯禽，不始于与周平王东迁同时的鲁孝公，也不始于虽幼却贵为嫡子的鲁桓公，却单单始自虽长却贱为庶子的鲁隐公,这些可惊异的问题恐怕都不是偶然存在的。
数十年来，很少有学者对此问题发表异说。但是，由于《春秋》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如果对它的起始之故茫然不知，就很难对《春秋》以及孔子修史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然而，孔子著史采用的是著名的“春秋笔法”，即“寓褒贬，别善恶”，并且要做到“微而显”，“志如晦”，“婉而成章”。因此，《春秋》字字暗寓褒贬，后世学者不得不从他的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春秋》为何自鲁隐公始，恐怕也需要从“春秋笔法”中寻找原因。
让我们先来看看鲁隐公其人其事。鲁隐公是鲁惠公的长庶子，惠公卒，他摄政行君王之事，立幼弟允（即鲁桓公）为太子，率国人奉之。及允年长，公子羽父劝隐公杀了允，但是鲁隐公却表示：我暂时居君位是因为允年幼的缘故，早晚我将把君位交给他，我自己在还政后将到菟裘（今山东新泰楼德镇）去居住，准备终老于那里。公子羽父害怕了，反向允进谗言。最后趁着鲁隐公出外祭祀，借居于大夫寫氏家里的时候，派人剌杀了他。这样一个鲁隐公，有什么地方值得孔子青睐呢？
杨普罗、王三北认为，孔子最重视“正名”。所谓正名，就是要依礼摆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下的政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严格遵守嫡子继承的原则。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天下大乱之际，“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而大乱的根源，从政治的立场看，就在于维护贵族整体利益的宗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从天子到诸侯到大夫的政治等级关系层层失控，以下犯上、以强凌弱、陪臣执政现象时有出现。这不仅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也使贵族整体的长远利益受到损害、整体力量受到削弱。孔子对此感到触目惊心，不能安枕。因此，他必须苦思冥想治世良方以安定天下，以恢复秩序。
孔子最敬仰的人是周公。“(周）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此时武王嫡子成王尚幼，无法承担安定天下的大任。这对刚刚灭掉大邦殷的小邦周来说，局势非常严峻。于是，作为武王弟成王叔父的周公顶着内部流言的压力，以天下为己任，毅然摄政称王。
不仅团结内部，平息了大规模叛乱，同时还制礼作乐，定下了一系列巩固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典章制度。最终却功成不居、还政成王，以自身的行动维护了宗法等级秩序、尤其是嫡子继承的根本原则。但是周公毕竟远矣，孔子面对的是东周乱世，他必须选择另一个维护宗法制原则的人来作为榜样，寄托其“正名”的政治理想，于是，他选择了鲁隐公这个合适人选。
虽然成了鲁国君主，但隐公并不想将君位垄断以便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在积极安定内部、交好邻国的同时，一心一意培养桓公，准备等桓公成人还君位于他。隐公立为国君之时，并不行继位大礼;当自己母亲去世时，也不以先君夫人之礼安葬，而对桓公之母却敬以国君夫人之礼；当臣下提出杀桓公以固君位时，他丝毫不为之心动,同时也丝毫不防备桓公会对自己下毒手。
这些足以说明隐公是诚心在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孔子特别将隐公放在《春秋》第一公的位置来写，就是因为他维护了立嫡不立庶这个宗法等级制中最核心的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公和周公的行为是一致的，只是周公是成功的典范，而隐公却成为悲剧的代表，但这不能影响孔子以《春秋》“正名”的取义。这或许就是孔子写《春秋》自鲁隐公始的深刻寓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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