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路是怎么形成的

本文来说收中国历史上道路从先秦时期到清朝的发展情况：

先秦时期的道路

自从人类诞生后，就开始有了路的历史。原始人为了生存和繁衍，已在中华大地上开辟了最早的道路。

传说中炎帝、黄帝和尧、舜、禹当部落首领的时候，各地的交通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我国已有了可以行驶牛车和马车的古老道路。据《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尚书·舜典》亦载：尧禅让帝位给舜后，舜登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辟四门，达四聪”，“明通四方耳目”，二月巡泰山，五月去衡山，八月访华山，十一月到恒山。

到禹时，也以“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为重。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史记·夏本纪》），足迹几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商代亦十分重视道路交通，商汤的祖先从王亥开始就“服牛乘马”，远距离经商，从而揭开了以畜力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历史。经过夏商两朝长期开拓，到西周时期，我国的道路已初具规模。

西周初年在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并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北、南、东南又修建了等级不同的、呈辐射状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诗经·大东》上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睠言顾之，潸焉出涕！”意思是说在这条宽广平坦、笔直如矢的大路上，老百姓看到王公贵族掠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不伤心落泪。

《诗经·大东》还说：“维北有斗，西柄之揭。”是说正如天空北面有北斗，周道也像一把朝西的勺柄而上扬。在我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上，修建周道的重大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不仅周、秦、汉、唐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是在这条轴线上，而且在以后的宋、元、明、清时期，这条交通线也仍然是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周道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东周时期，道路又有了极大的发展。除周道继续发挥其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外，在其两侧还进一步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陆路干线和支线，如秦惠王时秦国修筑的褒斜栈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通道。该栈道北起秦岭北麓眉县西南15公里的斜水谷，南达秦岭南麓褒城县北五公里的褒水河谷，故称褒斜道。全长200多公里的栈道，基本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木，又在其上铺板而成的。

除褒斜道外，此后几百年间还陆续开凿了金牛道、子午道和傥骆道等栈道。《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道绾毂其口。”除秦国的栈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还有：楚国经营的从郢都通往新郑的通道；晋国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东西孔道；齐鲁两国修建的四通八达的黄淮交通网络；燕国开辟的直达黄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线等。至此，中原大地上的陆路交通网已基本上奠定了。

秦汉时期的道路

全国陆上交通网的正式形成始于秦朝。秦统一中国后，实现了“车同轨”，即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同时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形成了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联通起来的道路系统。

驰道有统一的标准：路面幅宽为50步，约合70米；路基高出两侧地面，以利排水，并用铁锤把路面夯实；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以为行道树；路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两边开辟了人行旁道；每隔10里建一亭，作为区段的治安管理所、行人招呼站和邮传交接处。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还下令修筑了一条长约1400公里的直道，途经陕西等省，穿越14个县，直到九原郡（今包头市）。建成后的直道宽度一般都在60米左右，沿途各支线纵横交错。

汉朝在秦原有道路的基础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自西汉京城长安而东，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经洛阳至定陶，以达临淄，为东路干线；自长安而北，直达九原郡（包头市），为北路干线；自长安向西，抵达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为西北干线。公元前2世纪开通河西、西域后，西北干线又可经由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再西行分成南北两路，最后到达西域诸国，总长达7000多公里，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

自蒲津（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经平阳（今临汾西北）、晋阳（今太原市南），以达平城（今大同市东），为河东干线；自长安向南经汉中，以达成都，并远至云南，为西南干线；自长安向东南出武关，经南阳，以达江陵，并继续南进，为南路干线。此外，还有一些支线和水运干线通向全国各地。

唐宋时期的道路

唐代是我国古代道路发展的极盛时期。当时，京城长安是国内与国际的交通枢纽，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唐长安城规模宏大，城内有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把全城划分为一百多个整齐的市坊。各条大街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而出长安城，向东、向南、向西、向北，都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此外，像洛阳、扬州、泉州和广州等城市，随着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相继成为国内与国际交通的重要中心。

宋与辽金时期，我国的道路建设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城市道路建设与交通管理方面，已实现了街和市的有机结合，城内大道两旁，第一次成为百业汇聚之区。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的中心街道称作御街，宽两百步，路两边是御廊。北宋政府改变了周、秦、汉、唐时期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的市坊以外从事买卖活动的规定，允许市民在御廊开店设铺和沿街买卖。

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设一军巡捕，铺中的防隅巡警白天维持交通秩序，夜间警卫官府商宅，实为历史上最早的巡警。唐代已有公共交通车，当时称之为油壁车。到了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的油壁车车身加长，装饰华美，可供六人乘坐观光。这应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公交车了。

元明清时期的道路

元、明时期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驿路干线辐射到我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元代，综合拓展了汉唐以来的大陆交通网，进一步覆盖了亚洲大陆的广阔地区。在蒙古军军事势力的极盛时期，道路甚至直通东欧多瑙河畔。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既奠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疆域，同时全国道路的布局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合理而有效。清朝把驿路分为三等：一是“官马大路”，即国家级官道，由北京向各方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二是“大路”，自省城通往重要城市；三是“小路”，是大路或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京城东华门外设皇华驿，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官马北路是通往大东北的干线及通往朝鲜半岛的国际通道。官马西路系统包括兰州官路与四川官路两大干线。

前者从北京经保定、太原、西安、兰州，分别到青海、西藏和新疆，并通往中亚、西亚诸国；后者则是通往大西南的干线。官马南路系统包括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和广东官路三条干线。前两条均从太原南下过黄河到洛阳，然后分道到昆明或桂林，并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岛。第三条干线即广东官路的主干道，则是从北京出发经济南、徐州、合肥、南昌、赣州、韶关，直达广州。这是纵贯中国南北的主要官道，历来被当做“使节路”，而终点广州又曾是清代对外通商的惟一口岸，所以清政府对此线特别重视。

官马东路的惟一干线就是福建官路，途经天津、济南、徐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州等重要城市，它是清政府经济上赖以生存的重要通路。此外，还有横贯东西的长江官路等。全国各地及各族人民通过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实现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