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怪圈”虚实探秘：2012是重生还是毁灭？

　它可能以后会结束，但我看不出它提前结束的原因。我不是要断言末日为哪天，而是要制止那些富于幻想的男士的狂热推测，从而使得那些神圣的预言无人信任，因为他们的预测经常失败。

——艾萨克·牛顿爵士

　　在1844年10月22日，整个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数以万计的人，其中有些人还穿着发亮的白色长袍，屏息以待耶稣复活的那一刻。威廉·米勒，一位德高望重的纽约农民，同时还是一位自我成才的《圣经》学者。他的追随者们确信这次他们的领袖计算出的日子——1844年10月22日一定是正确的，尽管他之前已经算错了两次。事实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深信耶稣会在那一刻返回地球，因此他们免除了债务，出售了所有的货物和财产，甚至还向慈善机构捐出了自己全部的储蓄，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将不再需要这些储蓄。

　　数以千计的“米勒信徒们（他们给自己的称谓）”，耐心等待着耶稣复活。夕阳西斜，人群中流动的希冀越发浓烈。他们的主，毕竟已安放在陵墓中了，好比太阳已落山，它还会在同一时刻再次升起吗？

　　许多人坐在山顶上，在灿烂的星空下，他们依然坚信他们先知的预言是正确的。午夜，有人在抽泣，有人因恐惧而叫喊，希望即将破灭。其他人一家子围靠在一起，有些人在唱歌，在高呼，但大多数只是静静地坐着，自己默默祈祷，期盼他们能够看到主复活的第一个迹象。

　　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地球上一切都很平静，午夜的钟声已敲响，仍然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少数教徒开始丧失信心。最后，他们沮丧地下山了，失望铭刻在他们疲惫不堪的脸上。黎明之前，最后一批人也都返回家园，回到了他们的生活中去。他们对再一次的失望感到愤怒，这是对他们信仰的残酷考验，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会彻底摧毁他们的信仰。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失去信仰。有少数人依旧每天期待着耶稣的复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才发现新计算的日子都是错误的。一个米勒的追随者甚至说耶稣已经返回天空中，坐在云端，为他们祈祷，但是后来这个说法也不了了之。不管他们怎么努力相信、祈祷、计算或期盼，耶稣似乎由于某个原因——很显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一直在推迟这众人所期盼的复活的时机。少数几个人对他们的信仰依然毫不动摇，一如既往。最后他们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中坚分子，该教派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基督新教教派之一。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永远离开了教会，他们或者重新皈依了以前的宗教派别，或者再也不踏进教会的大门了。对他们和他们丢脸的领导人（该领导人在5年后默默无闻地死去）来说，生活永远不可能回到从前了。这都是因为一个人对于已存权威的无视造成的——连耶稣自己都说：“没有人能知道。”这为后来的追随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日期设定者的崛起

　　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可能是威廉？米勒搞错了呢？他可是虔诚的农民出身的浸信会牧师啊！那是认真仔细地阅读《圣经》后才得出的日期，《圣经》是上帝说的话，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他怎么会错了呢？

　　当然，1844年的“大失望（这是后人对该事件的称呼）”不是第一次失败的预言，也不是最后一个失败的预言。在研究2012预言热潮以及那些围绕着最近几十年展开的预言之前，先了解一下预言是什么以及我们相信预言的原因，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预测性预言在过去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显然，要深入阐述失败预言的全部历史需要很大的篇幅，甚至远远超过本书的内容。但是简要了解一些历史上非常著名却又未实现的末日预言，会让我们对于末日预言在几个世纪以来的融合、发展和进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

　　我刚刚已经介绍了美国最著名的失败预言——1844年的“大失望”。

　　单独介绍它，不是因为它承载了人们最深切的期望，或它正好发生在最近，而是因为它是最典型的。事实上，很多教会都会预设耶稣的回归日期，然而每一个日期却又带来同样的“大失望”。结果是，信教的人数锐减，然后开始缓慢回升，大家又在期待下一个“复活日期”的到来。这种“大失望”就这样周而复始。奇怪的是，从这些失败中人们没有学会任何教训，即使是精明的现代人，也怀抱着极大的诚意和信念，以一如既往的热情重复着相同的动作。这与150多年前威廉·米勒和他的追随者表现出的热情并无不同。这与吸毒不一样，一醒来发现在医院急诊室，然后宣誓重新开始，而第二天就吸过量后丧命。

　　对日期情有独钟，尤其是与“末日（通常俗称审判日）事件”相关的日期，自古以来几乎是所有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为弄清数百年来它们如此流行的原因，让我们快速穿越时空，去探寻我们先祖们的预言是如何实现的。

　　世界末日预言，几乎在所有文化中都有涉及，然而在西方的信仰传统中尤为盛行。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最早了解到的世界末日预言是诺亚方舟的故事。这个故事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甚至有可能更久。不过，承载这一故事的《创世记》，却是洪水后很久以后才写的，因此使它不能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预测。但是，《创世记》告诉我们，上帝指示诺亚建造方舟是因为他将要用大洪水毁灭地球及其全部的居民，而诺亚已经预先得到了警告。从某种方式上说，《创世记》里的内容只是对预言的一种复述。遗憾的是，由于这是事后写的，所以我们无从判断上帝对大洪水的预报是否准确，可以这样认为，上帝没有预测洪水的发生，而是直接引发了洪水），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正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为所有的末日言论提供了发挥的舞台，并成为了评估许多末日预言的基础。

　　自那时起，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便有了末日的概念，有了“弥赛亚回归”和“马赫迪回归”的预言，这是犹太人和穆斯林各自期盼的事情。这两种回归在他们的信仰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犹太人希望弥赛亚在公元1世纪就出现，在当时以色列这种期盼非常强烈，同时也成了公元66年至公元71年犹太人革命的催化剂。他们不想让可憎的罗马占领者在革命中得到上帝的庇护，并认为这会像两个世纪以前反对塞琉统治者的革命那样，会取得成功，自此犹太人走上灭绝的道路，整个民族都在为弥赛亚的复活而努力。也许，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令人震撼的预言案例了：全国自杀，以求预言实现。#p#分页标题#e#

　　然而，却没有一个宗教比基督教更强调末日时间，他们期望耶稣到来，期盼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历史上大多数的世界末日预言，至少到20世纪之前，全部跟基督教有关。其原因显而易见：基督教是唯一抱有这种信仰的——他们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终会复活并返回地球。“回归”是他们信仰的基石，如果耶稣没有回归，整个信仰体系就会坍塌。换言之，没有对耶稣回归的期盼，教会的发展便只不过是机械的历史累积而已。如同审判日，没有它，耶稣故事将暗淡无光。公元1世纪的基督徒就生活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期盼中。他们相信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耶稣会复活，来完成他死时未完成的事业。很明显，由门徒和使徒所著的《新约》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个主题。

　　然而，在基督教发展的前几十年里，尽管耶稣仍旧固执地拒绝复活，但有些人还是没有放弃希望，直到他们的传承者们都一一退出了历史舞台。有趣的是，流传的多数世界末日预言并非来自正统的宗教组织（谈到“回归”的时候，教会更倾向于告诫），而是平民信徒或教会内的小派别（之前提到的米勒的信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最近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开始对末日情景重视有加，尤其是新教（浸信会和其他福音派内的原教旨主义教派）对此热情高涨。

耶稣回归的期望

　　公元1世纪，耶稣未能如期回归。而接下来围绕着“末日主题”又出现了一批别的热衷团体，其中出现最早、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之一应该就是孟他努斯派教徒。教徒们大多为“舌头会说话的”先知——孟他努斯的追随者，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信徒百基拉和马可西米拉。公元156年，孟他努斯宣称耶稣即将回归，并带领人民在弗里吉亚领土的皮布沙建立新的耶路撒冷。尽管耶稣最终没有回归，但该教派还是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而且在他的追随者中还产生了几个著名的基督徒领袖。

四五世纪的时候，另一个比较著名的末日言论派——多纳图派（因迦太基主教多纳图·马格努斯得名）的信徒，鼓吹要建立公平的基督徒大教派，并预测世界将在380年内结束。然而不久他们便销声匿迹了，而后另一神学家的追随者塞克图斯·朱利叶·卡纳斯（160—240）取而代之。他声称世界将在《创世记》之后的6000年内消失。若根据他的假设推算——当时《创世记》已经过去了5531年，这个世界将在公元500年之前消失。

　　他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教父希波和爱任纽也很认同这个数字，甚至在卡纳斯死后很久，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他们很幸运，在公元500年到来之前就去世了，因此也没有因为他们放肆的言论而受到公众的羞辱。然而，临终前，卡纳斯还是很聪明地重新推算了一下时间，将末日的日期改成了公元800年，这在日期还没证实错误之前，就改变是很少见的，这样他又有了300年的缓冲期。不管怎样，当那更晚的预测日期到来之时，罗马帝国已分崩离析，教会重新掌权，卡纳斯的预言早已被遗忘或忽略了。

　　7世纪的时候，末日预言家们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了现世的问题上，特别是从阿拉伯世界脱离出来的伊斯兰教会势力的增长。他们的信仰，部分来自犹太教，部分来自基督教，还有一些阿拉伯本土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很快就波及了整个圣地领域，甚至影响到了小亚细亚、非洲，甚至欧洲等国家。尽管他们的教义中也有提到，世界末日将是摆在伊斯兰教面前的威胁，而耶稣回归和审判日仍是教义中的重要内容，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期，末日学说并不是那么受欢迎。

　　到第一个千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威胁”变得越发紧迫，并且随着耶稣诞生1000周年的临近，末日之说再度流行起来。

　　关于末日学说到底给民众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历史学家之间仍存有不少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末日学说的后续影响是极大的——甚至在离我们最近的千禧年的时候，人们仍普遍相信末日即将降临。因为100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人们很难忽略千禧年这一转折点。尤其是那些笃信《启示录》中千禧年学说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

　　在安然度过了千年之交这一“危险期”后，大多数人似乎不再愿意相信末日预言，所以11世纪到15世纪期间这种预言相对较少。然而，仍然有一些人对末日预言深信不疑，其中最著名的也许就是意大利神秘的约阿基姆（菲奥雷的）（约1135—1202）了。他声称，根据他的计算，世界的末日将发生在1200年至1260年之间。然而，当人们平安地度过了1260年，他的追随者并没有停止前行，而是修订了他的神秘末日日期，将它们依次变成了1290年、1335年和1378年。（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然而，此类事件在16世纪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世纪之内，众多神职人员、神秘主义者和占星学家至少提出了18个日期。这些预言造成了人们极大的恐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失败的预言是在1524年2月1日，一些英国占星学家预测当地将突发洪水，而当时有近20000名伦敦人离开了家园。然而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可以告诉我们，当该日期到来而又未发生任何事件的时候，这些英国占星家是如何面对的。

　16世纪，同样成了一些灾难来临的预兆。随着印刷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和识字的公民接触到《启示录》，这使得末日预言迎来了高峰期，许多神学家、神秘主义者和占星家不厌其烦地试图通过解读种种迹象来判断末日最终何时到来。像现在一样，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日子被一些人认定为末日，这些日期往往比其他事物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抑或给人们带来恐慌。最重要的一个日期是1666年，这个数字是千年（1000）和《启示录》中的野兽标志（666）的组合。这一年不是世界末日，但1666年伦敦发生了一场大火，烧死数百人，8万个家庭中7万个分崩离析，这使得1666年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伦敦人的末日。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在那年却没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很快，1666年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也许有些预言者仅限于神秘主义者和狂热的宗教信徒，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苏格兰科学家和数学家约翰·内皮尔也曾根据他对《启示录》的研究，断定世界末日会出现在1688年。即使是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也曾经受到过英国学者约瑟夫·米德很大的影响。约瑟夫·米德认为1660年将有东西彻底地将地球包围。#p#分页标题#e#

　　然而，多数情况下，大部分的末日之说均由牧师颁布，如副主祭威廉·阿斯平沃尔，第五王国派的领袖。第五王朝运动致力于在地球上实现神权政治，并声称最晚会在1673年实现。威廉·阿斯平沃尔和圣公会大学校长约翰·梅森选择了1694年作为世界末日。就连臭名昭著的魔女猎人科顿·马瑟也参与了这次行动，最后他们选择了1697年、1716年和1737年作为人们期盼已久的耶稣回归年。幸运的是，最终这些人失败的预测并没有给这个社会造成什么明显的损害。也许是他们的宣传还过于本体化。

19 世纪和20 世纪的预言
 
　　截至到现在，大多数末日预言都还受限于地域，相对而言只有一小部分的追随者。但随着在本章开头提到的米勒派运动的出现，19世纪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也许有些人还不熟悉他——威廉·米勒（1782—1849），纽约农民出身，浸信会牧师，他一生都在研究《圣经》，对《旧约》，特别是18世纪30年代但以理的那个版本和书中的各种让人云里雾里的数字研究颇深。他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耶稣会在1844年10月22日复活。他经过一系列相当复杂的计算得出了这一确切的日期。直至1840年，他已经吸引了50000多名新英格兰的追随者（有人估计高达50万人）。当那一天如期而至，耶稣却并没有回归。失望是必然的。米勒后半生隐居于世，显然，他被那强烈的失望感彻底击败了。然而，他却一刻也没有放弃他的信仰：耶稣回归的时刻即将到来。

　　尽管米勒错了，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学说似乎对其他教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教诲所具有的影响力有多大可能难以衡量，但是一定不可小觑。举个例子，他的观点就很可能影响了同时代的约瑟夫·史密斯。他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又名摩门教）创立人。1835年他说，一个从天而降的声音告诉他说，“如果他活到85岁（即1890年12月），他就会看到人子的面容”。但是，史密斯最终未能见证这个预言，因为1844年他就死于伊利诺伊州迦太基的监狱枪战中了。

　　不过，米勒的教诲似乎对美国的宗教组织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除了耶和华见证会——该组织是米勒派和公理会之教友查尔斯·泰兹·罗塞（1852—1916）于1874年创立的。自成立以来，他们在末日预言上所犯下的罪过，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比拟。因为他们的预言完全出于私利。自1874年开始，罗塞曾提出过好几个耶稣回归日期，但最著名的日期是1914年10月1日。该日期正好吻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时间（罗塞是狂热的反战者，他和他的追随者认为这是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耶稣没有按时回归，不过罗塞从米勒的一些追随者那里获得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暗指上帝已经回归，只是人们“看不见”而已。当然，他并没有直白地表述米勒的意思。不管怎样，预言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减教会的活力。1916年罗塞死后，耶和华见证会在随后几十年内仍旧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预测的进程并未因为1914年的“失误”而停下脚步（显然，他们没有意识到如之前所说，耶稣已经以“看不见”的形式回归了）。罗塞是充满活力的继任者，他和耶和华见证会领袖约瑟夫、“法官”卢瑟福，仍旧把另外的一些日子设定成了救世主的回归日。1918年、1920年、1925年和1941年都曾被提名，然而每年都平安度过了（除了1941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这些“失误”似乎对耶和华见证会没有造成什么巨大的影响，它在其后几十年仍然不断壮大。

　　耶和华见证会依旧热衷于“日期”预言，并认为1975年是耶稣的最终回归日。在这次回归中，人们将可以见到耶稣的真面目（这个万无一失的日期是基于创造亚当的日期公元前4026年，1975年是这个奇迹的6000周年纪念）。耶和华见证会鼓励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们卖掉他们的房子，辞去工作，并放弃将来的所有计划，进行祈祷和面对面的福音传授，直到末日的到来。然而，1976年的黎明如期到来，很多信徒终于开始反省，并选择离开耶和华见证会。这一次挫败，使教会大伤元气，花了几十年才得以恢复原来的规模。自此，该组织对日期的预测变得非常谨慎。然而，直至今日，末日概念仍旧深深地影响着他们。

　　另一位自封为是《圣经》学者的人——普世教会的阿姆斯特朗·赫伯特也亲眼见证了当他的末日预言落败后，教徒数目骤降的场景。1972年阿姆斯特朗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曾预测世界末日将始于当年的1月。正如1975年耶和华见证会所经历的一样，这一预测的失败同样给他的许多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他们早已将自己大多数的资产都捐献给了教会，认为身外之物再也无用。他们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前往佩特拉（阿姆斯特朗对天堂的委婉称谓）。也许，预言总是不能如期实现，也是教会的成员开始急剧减少的原因之一。

　　但是，喜欢预测日期的不光只有基督教而已，一些新组织、不计其数的大师们、各行从业人员都参与到了这场末日辩论之中。然而就关注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团体能胜过普世全胜教会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伊丽莎白·克莱尔先知（又名大师马）。伊丽莎白·克莱尔告诉人们，1990年4月23日会爆发核战争，并让她的众多追随者在蒙大拿州的地下防空洞里储存足够的粮食和枪支，以防不测。这类准备工作对美国联邦政府来说是很大的麻烦，因此政府迅速控制了她的军火库，并以武器罪名判处了她的一小撮追随者，这些人中还包括她的丈夫。奇怪的是，核战争没有爆发，然而他们的行动却并没有停止。她的追随者继续在蒙大拿州潜伏了一段时间。

　　末日预测的参与者可不仅只有宗教团体，应该说，科学界也参与了进来，就从皮亚兹·史密斯（1819—1900）的著作开始。他曾经是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1860年，他写了一本名叫《我们在大金字塔中的遗产》的书。书中提出：所有的秘密隐藏在埃及大金字塔的几何图形中。史密斯说，有关金字塔绝妙尺寸（他用英寸度量），早在以色列时代就已经有了，它是上帝的馈赠。千年后，金字塔的建筑师只是借助了上帝之手而已。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在仔细手工测量金字塔后，史密斯指出地基周长的英寸数相当于一年中天数的1000倍，并发现了金字塔的高度数字（用英寸度量）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用法定英里度量）的关系。他还提出了以下理论：大金字塔是预言的容器，通过仔细测量该结构，可以揭示预言。#p#分页标题#e#

　　不管怎么样，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末日将始于1882年。后来他不得已将末日日期推迟到了1883年元旦的黎明。预言失败后，他毫不气馁，又重新计算，把日子改成了1892年。当那一年依旧平安无事后，他又改到了1911年。但是，一切照旧。虽然他所有的猜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他对大金字塔做的详尽工作在一段时间内确实颇有影响力，甚至启发了查尔斯·泰兹·罗塞的末日猜想。

　　自皮亚兹·史密斯开始预测末日日期后，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来自环境学家和核战争过敏者五花八门的警示预言也在增加，说世界已经大难临头了。从气象学家艾伯特门在1919年预测，将有6颗行星共同作用产生磁场电流，这将会导致太阳爆炸，到美国航天局工程师埃德加·韦斯兰特（1932—2001）出版了一本书《毁灭将发生在1988年的88个理由》（这本书在短短几个月内卖出了400万本）。

　　然而，这些均未引起多大的波澜，直到1974年畅销书《木星的影响》出现。该书作者是两位专业的天体物理学家——约翰·格里宾和斯蒂芬？普拉格曼。这本书预测，1982年“九大行星”呈现罕见的直线排列，这将形成一股强劲的聚合力。该引力将对地球板块施以巨大压力，造成致命的地震和全球气候的惊人变化。这本书本来只是对天体物理学的预测，但最后却被末日狂热分子误解和滥用。然而1982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这也给两人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这本书确实对人们的末日争论产生了影响，因为支撑本书的观点是事实本身而不是人们心目中的众神。但这种观点也为众多“死亡空间”的情景提供了依据，“死亡空间”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随后我们会更详细地研究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危险，从偏离轨道的小行星到彗星爆炸。所以可以说，并非所有的末日场景都是宗教想象力的产物，只要给予足够多的时间和足够多假设的可能，任何有科学基础的人都同样能够做出世界末日的预言。

结论

　　整个预言史给人的印象并不是特别深刻。纵观所有的预言，其中成功的预言所占据的比例恐怕还不到1%。（然而即使是这1%的成功预言，也要让全天下都知道。）

　　当然，有些人会说，虽然古时候错多对少，但也可能少数人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只是目前还没有实现而已。还有人认为，即使我们可以证实过去的末日预言都失败了，但是仍不能证明所有的预测都是胡说。这就好像是说，即便每个人的彩票都没有中奖，但不能说任何人都不可能选出正确的中奖号码——当一种错误被证明时，仍伴有成功的可能性。

　　有两个“先知”——诺查丹玛斯和谦和的埃德加·凯西（来自肯塔基州霍普金斯维尔），他们被全世界数百万人普遍奉为当今名副其实的预言家，尽管他们的预言还没有实现。有关这两个人我们之后会仔细探讨，看看他们真的是有预言天分的人，还是只是承载了我们共同期望的载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