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对中国石窟研究的贡献

194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宿白先生与同学一起，假期之间游历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宏伟的北魏大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从云冈石窟开始，宿白先生开启了石窟寺研究的学术之路。

1947年，宿白先生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引自元末《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的重修情况，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

宿白先生1951年写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校注》初稿，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

又经长达五年的反复修订，发表在1956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由于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了对云冈的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并出版了云冈石窟的图录。

京都大学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1938-1945年间，利用八年的时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测量、调查和记录，他们的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元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册，卷帙浩繁，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

而宿白先生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

1978年，宿白根据此前的成果，进一步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在《考古学报》上。

这一系列新的研究结论使日本学者再也按捺不住，1980-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上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先生采用的文献的真实性。

1982年，宿白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也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

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这一系列的研究体现了宿白先生在石窟寺研究上的两个重要特点，也反映了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方法。

1990年，长广敏雄撰写《中国石窟》一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终于部分同意了宿白先生的观点。

对此，已故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有一番精彩的评价：“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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