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法的发展情况

书法艺术是关于写字的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书法文化，惠泽东方，流布世界。纵观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每一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色。

本文小编从以下几个时期分别来说古代历史上书法的发展和概况：先秦时期，秦朝，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宋金元三朝，明朝和清朝书法发展情况。

先秦书法发展情况

在距今5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便开始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载事物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早期文字遗迹，均可算作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汉字及其书写形式在夏代已有明显的发展。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太平御览》卷618引）此虽系后人记载，但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看，桀时有“图书”是完全可能的。商代在安阳小屯村等地出土的甲骨文，已有相当完备的文字体系了。这些象形程度很高而又成体系的文字被锲刻在龟甲兽骨上，已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古朴、稚拙的美。

随着青铜器在商周的广泛使用，金文书法也达到全盛时期。商代金文一般字数较少，镌刻的内容多为人名、氏族名等。西周铜器铭文则字数较多，有的达几百字，内容涉及当时的礼制、刑罚、袭封、田猎、婚媾、祭祀、战争等诸多方面。西周初期金文的象形程度仍然很高，点画精细，变化显著；到了晚期，青铜器铭文字体工整勻称，章法纵有列、横成行，已在整饬中显示出秀雅之气。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霸，列国纷争，文字的地域色彩明显。此时的毛笔简书更是别存一种风貌。由于使用了竹木简之类的载体，人们写起汉字来较甲骨文、金文时期更为便捷，其字体也日趋简化，波折明显，显示出向隶书过渡的迹象。

秦朝书法发展情况

秦代虽统一文字，推行隶书，但古籀仍占有一定地位。秦书有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其中除小篆、隶书外，其余六体都是秦以前固有的。而小篆和隶书之所以使用普遍，乃是因为能减少书写的麻烦，节省时间。至于铭金刻石，则仍然兼用古籀之文。

秦朝的文字由大篆改为小篆，并非李斯的独创。小篆的形象已见于先秦，而参与此项文字改革的，除李斯外还有赵高、胡毋敬两人。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李斯作《仓颉篇》。当然，当时的大量金石刻辞，如金文的“秦权”、“秦斤”、“秦量”，刻石的峄山、泰山、琅邪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七处，上面的文字都出自李斯之手。

至于秦代隶书的创造，对我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的汉隶、楷书、草书以及行书，都是从秦隶发展变革而形成的。

两汉书法发展情况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一般的律令、典章、制度，皆由丞相萧何负责制定。萧何原为秦代的官吏，在随刘邦攻人咸阳时，注重搜集档案材料，所以由他制定的律令、典章、制度，基本上“率由旧（秦）章”。在文字上，秦书八体，汉书仍是八体。

萧何所制《草率》中，还规定以八体书作为学童应试内容，成绩好的，可任负责文书工作的尚书、史书令史等职。不过八体之中，最能切合时用的还是隶书，故成为学习的重点。而所谓“史书令史”，即指擅长于写隶书的令史，因此，汉代人亦称隶书为“史书”。

东汉末年，灵帝曾下诏以“鸟篆”作为考试的内容，篆书因之盛极一时。《汉书·杨球传》中对此时的情况描述道：“鸿都（国家藏书和文人荟萃的地方）文学，鸟篆盈简。”不过，这只是人君的一时所好，并未形成制度，所以汉代仍是以隶书为主。当然，使用篆书的汉印，在书法史上一直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隶书虽然是汉代的主要书体，但也不是静止不变的。由于使用和艺术的需要，先是隶书逐渐变化出了八分（即汉隶）和草书。八分为隶书之规范与美化，草书为“隶书之捷”，即简约、快捷的书写形式。此后又由八分变化为正楷，由草书和正楷创造出行书。而行、草和正楷都成为后世书法艺术的重要书体。再加上汉代纸的发明，更对书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书体在汉代的变化是很大的，各种书体至汉已臻完备。汉以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已不再有书体变化的问题，只是艺术上的继承与创新罢了。

魏晋南北朝隋朝书法发展情况

三国时的书法艺术，以魏的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魏武帝曹操的书法水平就较高，梁代庾肩吾在其《书品》中说：“魏主笔墨雄赡。”唐代张怀瓘的《十体书断》中说：“武帝尤工章草，雄逸绝伦。”曹操对善书法的人也特别器重，攻破荆州时，曾专门派人访求梁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梁鹄的字写得好。在他的倡导下，加以汉代书法的遗风余烈，魏代便出现了邯郸淳、卫觊、韦诞、钟繇等许多知名的书法家。

魏国书法史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师承的风尚和书派的形成。魏代大书法家钟繇，其行书即师承刘德昇，他和另一个书法家胡昭都“同出刘德昇之门”，只是“昭用笔肥重，不若繇的瘦劲，故昭卒于无闻，而繇独得以行书显”。他如邯郸淳之师曹喜，韦诞之师邯郸淳，皆可谓传承有序。可以说，魏代书法的师承关系已成为一种风尚。

晋代书法高峰期的到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时代风气使然。晋代阶级矛盾尖锐，民族斗争剧烈，在动荡、混乱的社会生活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便产生了厌世思想和享乐观念，他们不问政治，只尚“清谈”，并有意放浪形骸之外，借写字来寄托自己的情致。

书法至南北朝时形成两大派，即所谓“南帖”、“北碑”。南朝帖多，北朝碑多。帖宜于行、草，自然就以流美为能；碑宜于楷、隶，自然就以方严为上。再加上历史、地理、民族、政治以及生活习尚等方面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南朝书法婉丽清媚而富有逸气，北朝书法则雄奇方朴而富有豪气。

隋代，随着国家的统一，书法也开始融合。像《龙藏寺》、《启发寺》、《董美人墓志》等碑，可以说已熔南北于一炉，为唐代的书法开了风气。正如清代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取隋》中所说：“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唐朝的书法发展情况

唐代书法的发展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初唐、中唐和晚唐（包括五代）。

唐初，太宗李世民笃好书法，尤其欣赏王羲之的书法，并不惜重金求购右军墨迹。每得二王帖，即令诸王子临摹。他还叫赵模、冯承素等书法家摹写《兰亭序》赐赠诸臣，故一时士大夫皆宗法右军。虞世南固不待言，他原本即以智永为师，是王羲之的嫡系书派；

就是源出北派的欧阳询、褚遂良，也不能不旁习右军以迎合太宗意趣。弘福寺僧怀仁，更受命遍搜王羲之的行书字迹，集成《圣教序》。武后掌权之后，也曾向王方庆索求右军墨迹。可见初唐崇王风气之盛。而后人提出的“学晋宜从学唐入手”，就是看到了初唐书法所具有的这种晋宋余风。

中唐书法与初唐相比，在字的形态风格上又有所变化：初唐劲健，中唐肥厚；初唐囿于传统，中唐富于创新。正如宋代黄庭坚所论：“回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颜真卿）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至于中唐末期柳公权、沈传师的专主瘦挺，力矫肥厚之失，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中唐的创新精神。

晚唐国势日衰，战乱频仍，人们生活极不安定，故少有闲情逸致以讲究翰墨。但由于初唐、中唐书法之遗风余烈，还是出现了一些书法家。如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都很受宋代欧阳修的称赞。特别是五代时期的杨凝式，兼采颜柳，上溯二王，于乱离之余，独饶承平之象，成为一个对宋代很有影响的书法家。苏轼对晚唐书法的发展曾作过这样的概括：“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韵，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泊没者。”

宋朝金朝和元朝的书法发展情况

宋太祖对书法未予重视，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视之。直到太宗即位后，才开始注意到书法这门艺术。他叫人购募历代帝王名臣的墨帖，并命侍书学士王著编辑为“法帖”，刻在枣木版上，拓赐给大臣。

由于这部法帖是在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编刻的，而所编刻的墨帖又都是秘阁（帝王藏图书的地方）所藏，故名《淳化阁帖》。自此刻帖盛行，宋人重辑、翻摹者甚多，著名的有潘师旦摹刻的《绛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负责厘定摹刻的《大观帖》等。所以，整个宋代成了帖学盛行的时代。

自仁宗庆历之后，到神宗熙宁、元丰之间，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位书法家提出由唐溯晋，摒除帖学，“尚意”而为，宋代书法才为之一振。而苏、黄、米、蔡遂为宋代书法的“四大家”。

此外，宋代的书家见诸史书记载的尚有数百人之多。如欧阳修、范仲淹、曾巩、郭忠恕、李公麟、苏舜钦、晏殊、姜夔、朱熹，以及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在书法上都有很高的水平。

北宋灭亡后，金人入侵开封，把宋的经籍图书搜索一空，全部运至大都（今北京），因此，汉文化得以继续发展于北方。到了金世宗、章宗时，文风益盛，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家，最著名的是党怀英，其他还有王竟、吴激、任询、宇文虚中、蔡松年、赵枫、赵秉文、王庭筠等。其中王竟、蔡松年是从南方去的；吴激是米芾的女婿，王庭筠是米芾外甥，都深得米法；而赵秉文推崇苏轼。这样，苏、米两派的书法又得以在北方流传。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社会，汉族书法家们负着沉重的政治和心理压迫，无法承袭宋人的“尚意”书风。于是，在赵孟頫的竭力倡导下，元初书坛又出现了一股复古思潮。书家多以晋唐为法，上溯二王，追求一种平淡超脱、中和有序的美感。此后这种书风便一直成为元代的主流，而赵孟頫则成为元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赵于篆、隶、楷、行、草皆精，尤其被称为“赵体”的楷书，清秀逸美、温润娴雅，对后世影响极大。

元代中后期书坛颇为活跃，虞集、张雨、杨维桢等皆负时名，然多未摆脱赵孟頫的影响。而柯九思、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画家书派”的书家们，则努力将书法与绘画结合起来，使两种艺术相互渗透，从而造就了一种别有风韵的“画家书法”。此外，元代中后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康里巙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明朝的书法发展情况

明初，其书法创作承接元代余绪，受赵孟頫影响很大，推崇中和平正的书风，因而具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很少。永乐间成祖征召天下善书人进京缮写官方诏制、文书等，并授予官职。由于其书法有着同一的要求和体格，很快便形成一种官方书体流行于世，即所谓“台阁体”。“台阁体”书家重学书功力，讲究工稳平正，然大都缺乏个性。

其代表书家有“三宋”、“三沈”和解缙。“三宋”即宋克、宋璲和宋广。宋璲擅长篆、楷、草书，尤工小篆；宋广擅长草书；宋克工小楷，善草书，是“三宋”中成就最大者。“二沈”即沈度和沈粲，二人分别擅长楷书与行书。沈度最受成祖宠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台阁体”的代表书家。而解缙则能突破“台阁体”时风，成为独具个性的书家。不但小楷精妙，行、草俱佳，其狂草亦名重一时。

明代中期“台阁体”仍广为流行，书作妍媚有余，生气不足。不过在吴中（今江苏）地区形成的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宪、沈周、唐寅、吴宽等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则令书坛出现了新的气象。吴门书派的成员多是亲友或师生，彼此习染，上下传承，形成了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且又各自成家。他们重学识，讲清雅，书作中注重形式美和个人情怀的抒发，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明代后期书法主要向着继承传统和变革求新两个方向发展。以继承传统为主者除“台阁体”书家外，还有一批以董其昌为首、继承和发展了吴门书派正统一路的书家。而变革求新的书风，则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辂等“晚明狂放派”为领军，他们延续并弘扬了吴门书派豪放一路，追求书法面目的个人风格。而这种在书艺上的标新立异，正好迎合了明末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

还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在书法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像敢于直书“燕贼篡位”的方孝儒，就特别强调字的表“意”，并提出“意难识而法易知”。解缙、祝允明、杨慎、王世贞、莫云卿、项穆等名家的书评，对理解历代的书法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陶宗仪、宋濂、张绅、陆深、杨慎、李贽、赵宦光对书体的论述，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各种书体的形成及其源流变化。他如徐渭关于执笔法的阐述，并提出七种运笔方法，更对后世的书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清朝书法发展情况

纵观清代的书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帖学期，一是碑学期。帖学又分为宗董与宗赵，碑学也有习唐碑与北碑之别。

清初仍沿明习，盛行帖学。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海内真迹搜访殆尽，并精裱装订，玉牒金题，藏之秘阁。到了乾隆时，由于承平日久，书风又转趋丰圆。董书之纤弱渐渐不厌人望，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孟頫书法再受尊崇。

嘉庆、道光之后，帖学开始由盛而衰，碑学逐渐兴起。道光帝主张厘定字体，要求字的点画不能有谬讹。一时承旨，闻风而动，竞讲结构，益事矜持。

概言之，清代书法自康熙、雍正时的专仿董其昌，到乾隆时的转学赵子昂，再到嘉庆、道光时的盛行欧体，其特点是以晋帖、唐碑为师，而所得以帖为多，刘墉、姚鼐为其代表作家；咸丰、同治之际，转师北碑，其特点是以北碑、汉篆为师，而所得以碑为主，邓石如、张裕钊等为代表作家。

清代的书法，草书是薄弱的一环，没有出现像唐之张旭、怀素、孙过庭那样的名家，但篆、隶两种书体，却有相当的成就。如隶书的名家有郑簠、桂馥、黄易、陈鸿寿、伊秉缓等；篆书的名家有邓石如、杨沂孙、钱坫等。其水平之高和名家之多，都弥补了唐宋以来的不足。

篆刻虽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但它和书法，特别是和篆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它的发展、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书法的盛衰。篆刻在汉代（汉印）最负盛名，但都不知作者姓名。此后一千多年几成绝响。而清代则出现了邓石如、奚冈、陈鸿寿、吴熙载、钱松、赵之谦、吴昌硕等篆刻名家。应该说，这是清代书法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