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儒林外史》中的那些正面人物

近来这些做举业的，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引了些汉儒的说话，朋友们就都当作新闻。

可见作者心目中的朱熹并非怎么了不起，他的注解更无所谓权威性。但当时考八股文只许依据朱注，原是封建统治者的功令明文规定的；而武书却认为如果“泥定了朱注”，就“越讲越不明白”，这正反映出吴敬梓本人不仅不同意朱熹的学术见解，而且对当时统治阶级所规定的科举制度（即功令）也表示不满。这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八股文风靡一代的情况下，确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杜少卿原是个豪华公子，却非常轻视金钱，经常把大捧的银子拿出来资助别人，甚至被人把钱骗去，终于很快地把田产卖光，弄得一贫如洗，只靠“卖文为活”。但他却“布衣蔬食，心里淡然”，满足于“山水朋友之乐”。

他把许多封建官僚和地主都不看在眼里，别人要他去会见现任知县，拜知县做老师，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

当臧蓼斋贩卖他那一套赤裸裸的市侩哲学时，杜少卿对臧的结论是：“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可见杜少卿身上已多少带有离经叛道的气味，同正统的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距离。但另一方面他又同王冕一样，也很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老太爷，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这简直把孝道抬高到盲目信奉的地步了。

三、儒林外史塑造的正面人物之蘧景玉、虞华轩、迟衡山、虞育德和庄绍光

与杜少卿性格气质相近的正面人物，还有早子杜少卿出现在书中的蘧景玉，以及到第四十六回才出场的虞华轩。他们可以说是作者对杜少卿这个艺术形象的补充。虽然着墨不多，却都具有反功名富贵，反市侩作风的特点。可是蘧景玉的孝道，虞华轩的“知书达礼”，也同样是吴敬梓思想中所存在的正统儒家封建思想的反映。

在《儒林外史》中作为“上上”人物出现的是虞育德和庄绍光。他们甚至是杜少卿最推崇、最敬重的人。虞育德在书中被称为“真儒”，而且是当时唯一能用自己的言行去“德化”旁人的“圣贤之徒”。祭泰伯祠的“大典”就是由他“主 祭”的。这个人虽有“待人厚道”的“美德”，却不大讲是非原则。

根据书中所描写的他的某些行为来判断，他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封建社会世俗的“中庸之道”。庄绍光是杜少卿所“师事”的人，他确有不肯屈节于权贵，不爱同官场势利中人交往的一面；但他对“君臣之礼”却很看重，有人荐举他入京去见皇帝，他还是去了。只是到了京城后，感到“我道不行”，才又回到南京，“著书立说，鼓吹休明”。

尽管他辞官不做，可是皇帝赐给他一座在玄武湖的别墅，他还是老实不客气地享受了。这种讲求“文行出处”的方式，对封建统治阶级又有什么害处呢？

另外，作为杜少卿的好友，还有一个迟衡山。他的最高理想是经史上的“礼乐兵农”。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

如何去实践“礼乐兵农”的事呢？答案是倡议修建泰伯祠，并“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可见他所希望的仍不过是实现封建统治者所吹嘘的“德治”“仁政”，他的理想不过是理想化了的封建正统思想。

迟衡山的倡议终于实现了，而且作者还把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祠当作书中特别重要的一件大事来描写，并主观臆造地夸张为“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震”。

其实，这完全暴露了作者思想中顽固落后的一面。这种复古恋旧的迂腐行动，不仅不足以挽回“世道人心”，反而使今天的读者感到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