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读书人命运的悲歌

儒林外史为什么叫儒林外史

在《儒林外史》中，儒林指的是儒家学者之群；也泛指儒生、读书人。外史指野史、杂史和以描写人物为主的旧小说之类。

这部作品反映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因为以读书人作为主要人物描写，表现读书人的人生，记述儒生们的故事，所以称“儒林”。“林”比喻读书人这个领域。

“外史”区别于官府修订的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正史，指不是正式按照事实一丝不差的记录，而是根据现实中的人、事进行艺术创作加工（包括虚构等艺术手法），故称“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辛辣的笔触对社会现状和儒士命运进行批判揭露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小说形象地刻画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阶层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腐朽糜烂的现状。它透过人生百态揭示了士人功名利禄的观念、官僚制度、人伦关系和整个社会风气。

儒林外史为什么被称为读书人命运的悲歌

一、揭露清朝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社会的腐败

我国清朝封建科举制度，使功名富贵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尺度，也是文人学士的唯一追求，极大的败坏了世态风俗人性。

《儒林外史》从那些追求功名富贵、依附于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身上领略到当时的社会病态与文化病态。

《儒林外史》以科场为轴心，深刻描写了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各类代表形象，从“病态人物”身上映衬出整个“病态社会”的基本面貌。 

在《儒林外史》中，描绘的迂陋穷酸腐儒，都是受功名富贵毒害而不自觉的科举迷，是因为他们的愚昧、痴迷和随波逐流思想意识，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命运。 《儒林外史》的矛头不是指向他们自身的缺陷，而是指向那种对他们进行精神虐杀的科举制度。

《儒林外史》通过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的“丑与恶”的描绘，揭露侥幸者和骗取者在获得功名之后，对富贵的无耻无厌的追逐，体现了科场官场的黑暗腐朽。

作为官绅和市井棍徒，如果说娄三、娄四、杜慎卿等辈大多数只是或者只能在虚名假誉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话，那些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多以营己利、谋权势为直接目的，因而更加卑鄙无耻，有时甚至穷凶极恶。

科举是求取功名的苦路，功名则是通向富贵的桥梁，少数举运者一旦成就功名，就要用无厌的贪求加倍地偿还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这些无耻官绅的培养基，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人民为之饱受灾难。

二、乐道安贫淡泊名利，厌弃功名追求自由

《儒林外史》思想方面在否定性的批判后面，同时也透露出作者肯定性的追求。作者克服了理学的空疏与虚伪，表达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功名的厌弃。

《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其基本品质就是讲究“文行出处”，厌弃“功名富贵”。   “出”则德世济民，“处”则独善其身。而在腐恶的社会环境里，志士才人既不能施展抱负，“处”就成了他们洁身自好、乐道安贫的唯一对策。“处”实际上就是《儒林外史》正面形象的基本品质。

《儒林外史》中，开宗明义就写了一个王冕，他小时放牛为生，刻苦自学，得以精通学问，且成为名画家，但他不求官爵，卖画过活。县令具帕邀请，他坚辞不往；屈尊来拜，他也避而不见，甚至因此远走他乡。

朱元璋慕名来访，他慨然晓以“仁义服人”之理，但朱称帝之后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闻风而逃，隐居会稽山中终不复出。他一生安于贫贱，不慕富贵显达，高风亮节，令人敬仰。作者以王冕故事做楔子，意在“借名流隐括全文”，犹如先立一面明镜，使书中那些接踵而至的“时文鬼”一个个在明镜中原形毕露。

《儒林外史》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而引发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近代民主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引导作者朦胧地趋向未来，向往未来的健康追求，自觉不自觉地使笔下的某些人物闪射出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