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9-02编辑:罗生门橘子
山西大院的建筑文化特点:
建筑表述了文字语言无法企及的文化内涵,是器物、制度和观念三层文化的集中体现。住宅是人类实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观念和社会习俗的承载物,是历史文化的依托形式。
清代对民居建筑的限制有所放松。确切地讲,清初以来实行捐纳后,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富有者阶层为清廷解除困难的同时,也为门已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商民捐得官职,便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造房修宅摆排场。现存的山西大院,绝大多数是清中叶以来兴建的。山西票号兴起后,山西大院的规模上了一个新的档次,同治年间平遥票号财东侯殿元修建厂7间7檩的豪华住宅兼商号,这样的民居清代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建筑超大规模的住宅群,被视作是对皇权的挑战,此后候某因其修建豪华宅第而获罪。我们今天看到的山西大院,正堂最多不过5间,然而居室主人却在5间或3间的基地上,向高空发展,修建2层以上的广厦,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道特别的人文景观。晋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当规模的祁县乔家、祁县渠家、太谷曹家以及灵石王家4个大院,以及榆次车辋村未修复的常家一条街,正房都不超过5间,楼高2至4层不等,就是对这种建筑制度的诠释。
而在偏僻的临县碛口西湾村这个昔日水陆物资汇集处的清代陈氏民居,在交通较为便利的阳泉官沟张家大院,这类依山建势的城堡建筑中,也充分体现了正房不得超过5间的建筑规格。
山西大院占地面积成千上万平方米,院落建筑如城堡般坚固、楼高院深,墙厚基宽,防御性极强,有人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外墙高,从宅院外面看,砖砌的不开窗户的实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无论厢房还是正房,是楼房还是平房,双坡顶不多。
由于都采用单坡项,才使外墙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现对外开放的几个大院也仅仅是当年规模的一部分,比如渠家当年的宅院就占据了祁县的半个县城,规模之宏大令今人折服。
大院的总体布局,充满了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之情。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正的双“喜”字,欢悦祥和尽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将其姓氏和前辈对子孙加官晋爵的热望寄托其中,以其内部相通之甬道呈显“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则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无处不在。以灵石王家来说,将建筑物布置成一个王字,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
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解释“王’字时讲:“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贵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家姓氏与儒家思想在王氏大院中巧妙揉合一起,可谓是抢占天时地利人和之杰作了。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县城及附近镇子上就店铺林立,布号、盐在、钱庄、票号齐全,现城中还有40余座多进院保存基本完好。
这几十座大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上部沿墙顶处常用砖头露空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表示房主人追求做官和吉祥的美好愿望。
门是建筑的入口关,也是建筑的门脸,地位和意义不言自明。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俗语,大院的门文化内容尤为丰富。清代风水书《阳宅撮要》讲:“大门者,合舍之外大门也,最为紧要,宜开本宅之上吉方。”所以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时,大门有意稍稍偏向东方,通常开在东南角上,民间称此为“抢阳”,阳光尽早照上门窗,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主动性。
民间历来有高门出贵子的说法,为了福荫子孙,乔家大院的宅门建得富丽堂皇,厚实高大。窑洞般厚重的宅门上端,石刻行书“古风”二字,笔力遒劲,功底不凡,蕴藏着院落的气势,饱含着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风的识见。琅环福地为传说中的神仙洞府,据称晋国张华游洞宫时,遇见一人,将其引至一处,只见大石中间,宫室嵯峨,别有天地,每室各陈奇书,张华观其书,多汉代以前事情,闻所未闻。张华问其地名,回答“琅环福地”。
张华出洞,大门自闭。乔家就有一块“福种琅环”匾,此匾为当年山西巡抚丁宝铨所赠,在封疆大吏们的眼中,乔家宝物难以计数,当年的富有和气派由此可见一斑。
门前设立泰山石敢当,是当时江南江北共有的建筑习俗。乔家大院的石敢当是一座大照壁,高1丈,宽9尺,青砖灰瓦,用料上乘,做工考究。正中镶嵌2米长、40公分宽的石雕,上部雕刻虎头,下部是莲花宝座浮雕,中间刻“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建筑文化中。石敢当的影响非常广泛。关于石敢当的来历,民间传说大多与姜太公封神有关,姜子牙封神忘记了自己名姓,便自封为泰山石敢当。其他还有种种说法,然而都是取其镇宅避邪的功用。
大院门边的青石或汉白玉柱础石、抱鼓石上,一般雕刻着狮子、神鹿、锦鸡、青云一类的图案,取屋舍平安、平步青云、禄在其中之吉祥。王家大院的一组抱鼓石,上图是延年松鹤、亮节竹枝对称,下图有盙中寿桃、簋中苹果,取平安长寿之谐音。盙、簋为古代祭祀器皿,用以盛食物,商周时代“盙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旧有“盙簋不饰”之语,比喻为官不正,“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盙簋不饰’”。不饰即不整饬,后来人们弹劾官员贪赃枉法,多用“盙簋不饰”一词。王家把盙簋礼器雕刻大院门口,意在告诫族中当官之人须清正廉洁,如此才会永保富贵荣华。
大院主人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含着“连升三级”的吉祥语。下人或账房先生居室门前,通常只有一两级台阶,表示主仆身份有别和尊卑贵贱等级高低。曹家大院主楼前,有5级甚至9级台阶,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显主人威严,又示身份高贵。当年日升昌的7间7檩宅,正房7开间,正厢房都为两层楼,由3个院落组成,院落逐层抬高,在最里面的正房屋顶上,还砌了照壁来提高正房高度,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见的一种建筑方法。寓意深刻,表述含蓄。人往高处走、一代更比一代强是人类永远的追求。
曹家三多堂为一条甬道分开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为多子、多福、多寿院排列,老人居东,主人居中,子孙居西,立意在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设计了西高东低的一条甬道,与水往低处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迈出大门必朝西行,如此就能体现人往高处走的设想,实现步步登高的愿望。乔家大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最尽头的正屋,还要上几级。特别是山西这个多山之地,依山势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风水谶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
在山西大院群落里,精心构思巧妙设计的雕梁画栋间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审美情趣。从门窗到牌坊的各种石雕、砖雕、木雕艺术作品,承载了古老中国的传统习俗,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常见的是用砖、石、瓦材料,以意、形、音的方式,或明示或暗寓蕴藏吉祥富含哲理的雅俗文化,双狮护(方言“护”音同“福”)门、五福捧寿(福寿安康)、凤戏牡丹(大富大责)、喜鹊登梅(喜上眉梢)、麒麟送子(贵子临门)、五子登科(光宗耀祖)、岁寒三友(松、竹、梅)、四狮护栏(事事如意)、一琴二白(琴为乐器,白为白菜,做官人家取一清二白之谐音)、猫蝶闹春(取耄耋之谐音)、渔樵耕读、出将入相、梅兰竹菊等等,不乏居室主人的情趣追求,显示了设计者和工匠人的才华。
和合二仙的雕刻,对当时以在外跑商为主要方式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史书载:宋朝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和合之神后来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取和睦同心、生意顺利之意,将传说中的和合神仙雕刻门庭,可谓一举两得。尊迎“万回”之神,恰恰说明山西商人旅外经商的不易和家人对频繁远足他乡亲人的祈盼之情。
三星高照也是大院中人最常见的一景,在主人所居门额上雕刻福禄寿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三星高照可谓是没有缺憾的人生。《尚书·洪范》载:世间有“五福:一曰寿,二日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常驻,主家安宁。于是借五只编幅环绕寿字图形,表达时人的共同追求。五幅捧寿图在历代寺庙、宫殿中也都被作为吉祥寓意的装饰。在大院中常见的大幅壁雕如鹿鹤吉祥图,隐寓着大院主人对高官厚禄和常生不老的追求。
保德县城的一处民居,门墙瓦当以寿字作图,墙由元宝状砖石垒成,瓦当间的凹陷处,以蝙蝠瓦衔接,既有便于房屋不积雨雪之功能,又有人文装饰的艺术效果,实则将福、禄(元宝墙)、寿三吉祥图案融为一体。保德民居中大都以孔雀首部装饰,取丹凤朝阳之意。祁县渠家大院雕刻将1至9的数字,巧妙嵌人雕刻艺术品,诸如一蔓千枝(多子多福)、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狮护栏(事事时时如意)、五福捧寿、鹿鹤同春、七巧回文、八仙过海、八骏九狮,将大院装点得生机勃勃,情趣盎然。
山西大院的八仙雕刻通常采用的是暗八仙手法,将民间传说的八仙所执宝葫芦、铁拐杖之类的神器嵌入长栏、门饰,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王家大院一幅石刻《四逸图》,表现了士大夫追求快乐健康的思想。姜太公钓鱼渭水边、诸葛亮躬耕南阳、严子陵退隐严濑、陶渊明隐居桃花源一类的历史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位置,打柴、钓鱼、读书、耕田是人生最大乐事,也是中国士大夫逃避现实时的最佳生活方式,皖派民居建筑中也有精美的四逸图雕。可以说,大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承载体,大院的每一个建筑构件都体现了实用与艺术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