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丝珐琅的历史发展

元代

蒙古人重视工匠，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搜虏被统治地区的工匠并广设工场来发展元代的手工业，西元1219年成吉思汗攻击大食国，每每攻下一城，往往仅保住工匠，余尽歼灭，并分遣工匠于诸队、或赏其诸子诸妻诸将、或召赴蒙古营中工作、或遣送蒙古。

元蒙统一全国后，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许多身怀绝技的工匠纷纷来到中国，阿拉伯工匠带来了烧造掐丝珐琅的技术和主要原料。史载蒙人合赞（1271～1306），在元成宗时期册封为伊儿汗国中统治波斯一带的呼罗珊汗。

合赞除精通其蒙古母语之外，也略悉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国、富浪等国语文，凡百工技艺，皆亲手为之，制品尤较工匠为佳，又习知化学及一切较难艺术，如制作珐琅、解化滑石、熔解水晶及凝缩、升华之术。

在此不但可知珐琅工艺在13世纪后期是属“较难之艺术”，同时由高居可汗之尊的合赞也研习珐琅制作技艺的事实，凸显此项技艺已获元人的重视。

当时的掐丝珐琅器可能尽为皇家服务的，由于烧造技术的不成熟，故生产规模并不大，产品并不多。从现存的几件元代掐丝珐琅器来看，中国工匠在学习、掌握烧造珐琅技术后，为符合中国统治者的审美趣味，生产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制品，但装饰品方式仍保留着一些阿拉伯的艺术韵味。

明代

虽然明初掐丝珐琅工艺已逐渐被朝廷重视，但是真正引起文人注意与仕宦商贾珍藏，已经是明代晚期的事了。因此，真正早期的器物传世下多，工艺技法也不是十分成熟，掐丝粗细不匀，掐丝常高出胎面较多；胎体、釉层较为厚重。其品种也不多，器型尚不出《格古要论》中所载的“香炉、盒儿、盏子、花瓶之类”。

当时的掐丝珐琅器一般没有锦地，常以番莲纹、莲瓣纹装饰，色彩也较单调，没有混合色，然在一叶片内往往施两三种颜色。

到了15世纪以后，掐丝珐琅工艺取得极大发展，不仅造型、品种、釉色都显著增多，而且工艺技巧也明显进步。

现存的明代掐丝珐琅器物大多为明代晚期的产品，其品种很多，有鼎彝等宗教礼仪用品，也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如花瓶、薰炉、灯台、盒、盘、碗、碟等。造型一般端庄古雅，纹饰繁缛丰富，有番莲、饕餮、蕉叶、龙凤、云鹤、菊花、山水、楼阁、人物等。

借鉴锦、玉、瓷、漆等工艺传统手法，突出了勾边填色的图案程式。珐琅颜色丰富，而且混和色种类多，有蓝、红、黄、绿、白、天蓝、宝蓝、鸡血红、葡萄紫、紫红、翠蓝等等，釉色变化多而艳丽。

清代

清初宫内设立珐琅作，专门研发珐琅器。康熙时期掐丝珐琅的风格，沿袭明代规范，掐丝细密釉色不及。当时的珐琅器制作一般参考瓷器，造型、纹饰多效法瓷器。

由于康熙把目光转移到画珐琅的新技术上，以致于忽略掐丝珐琅的制作，故当时掐丝珐琅数量并不多，而且品种单调，以小型器物为主，而且质量不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雍正时期，虽然雍正朝的珐琅作曾重新研制掐丝珐琅技术，但效果不佳，因此，掐丝珐琅的生产一直未能全面恢复。落雍正款的掐丝珐琅器，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仿古豆形器。

只有到了乾隆时期，掐丝珐琅工艺才全面兴盛，并正式达到巅峰，并形成了内府造办处、广州、扬州、苏州等几个工艺中心。

乾隆朝除了继续仿制前朝的各种器皿外，还从事仿古铜器和宗教仪典方面所用的佛像、佛龛、佛塔、满达、七珍八宝等供具之制作，更另辟蹊径，烧制各种动物造型的实用兼陈设的器皿。

一般日常生活用具，例如饮食用器、文房用具、日用的花瓶、花盆、轿瓶、香薰、脸盆、浑天仪、暖手炉、渣斗、镜子、挂屏、灯座、帽架、鱼缸、如意、斋戒牌、鼻烟壶、钟表、及翎管、班指、指甲套、发簪等装饰品等，不胜枚举。

其装饰繁缛，纹样采用传统的螭龙、兽面、吉祥纹饰、莲塘、山水、番莲及莲瓣、菊瓣和各种西洋式花朵。而且乾隆常把古代书画名迹巧妙地运用到掐丝珐琅的纹饰中，以追求绘画艺术与珐琅工艺的完美结合。

掐丝的技术更为娴熟，粗细均匀而流畅，色釉种类多样，釉色艳丽、洁净，但大多数缺透明温润的质感。同时结合錾胎和画珐琅之制作技巧于一体，使掐丝珐琅工艺之发展臻于极境。

乾隆以后，由于国势逐渐衰落，掐丝珐琅的制作也开始没落，传世的作品不多。清晚期的掐丝珐琅器造型以瓶为主，式样多有变化，但比例不是很协调。由于多借助于机械成型，故器物胎体轻薄，掐丝线条流畅，但艺术品位明显逊于乾隆珐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