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兴衰史 山西票号兴起和衰落的原因盘点！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总号设于北京，分号遍于各省市，所发庄票随处皆可汇付。因其执事者山西人居多，故称”山西票号"，也称山西票庄。

晩清至解放前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总号设于北京，分号遍于各省市，所发庄票随处皆可汇付。因其执事者山西人居多，故称"山西票号"，也称山西票庄。

道光以来，晋商进入第三次大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晋商的特点是：山西商人首创的山西票号，随着票号业的发展，山西商人逐渐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同时，由于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山西商人成为当时国内商业和金融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山西票号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

票号的兴起

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票号汇通天下

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

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

票号由盛而衰

后期（甲午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商在东北肆意扩张，遂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的佼佼者。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看出中印贸易即将大发展的趋势，率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

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加尔各答和拉萨等地设了庄，促进了我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票号汇通天下，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但盛极必衰，辛亥革命后，票号进入尾声。民国初期，票号陆续倒闭，1921年仅存五家，平遥日升昌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三晋源1934年歇业，大德通、大德恒1932年后改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