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的诗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知道，《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它们出现在不同场合，不同地域，那时交通不便，书写又特别困难，这些诗歌是如何被收集、记录，从而长久地流传下来呢？

把地域如此之广、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诗作集中到一起，没有一个政府的专门机构主持收集整理和再加工是不可能的。但是，究竟是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期，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

《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描述得更为详细：“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

诗歌是人民心声的反映，周天子派出采诗官将诗歌采集回来，就是想了解广大民众的心声。从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中，天子可以考察到下面的风土人情，了解到政治的得失，以便发扬或改正。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

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等作的诗；又有讽刺、颂美等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来的乐谱和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

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把搜集、整理好的诗歌献给周王室，由周太师编纂使之更加雅正。《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

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国语·周语》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应该是可信的。

一说孔子删诗。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诗经》是由孔子选定篇目的，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

首先，《史记》言孔子删诗是在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此时孔子68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早已编定为三百篇。

其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此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的篇目和次序已定型。

第三，春秋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

那么，司马迁所说是为何意呢？是说孔子对《诗经》的整理主要侧重在音乐方面吗?传世文献中没有答案，我们只能期待地下考古资料的出现以进一步明证。

综上所述，《诗经》的编定是以“王者采诗”的需要为前提，由周太师编定的。而孔子出于教学的需要，对《诗经》进行了一些音乐和文辞上的整理。“采诗之官”的官名叫“酋人”或“行人”。他们常常到民间采风，将采集来的歌谣献给乐官太师。

各国太师对本地诗歌的收集是一种经常性的工作，他们把流行于本国的诗歌派人收集上来，进行筛选整理，然后送交周太师，由周太师呈给周天子欣赏。周王室的乐官太师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改造，有所淘汰，也有所修改。

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万寿无疆”等。周代交通不便，语言各异，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这种“采诗”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周太师经过删节、编选，汇总成一个统一的本子，然后分发各国，以便学习应用。

从当时列国士大夫在各种场合赋《诗》、引《诗》的熟练程度来看，《诗经》已有定本。在春秋240年间，《左传》和《国语》中所引用的诗歌，便有250多条，其中95%的诗篇可见于今本《诗经》，佚诗只占5%。这充分说明，当时早已有比较固定的《诗经》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