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的思想文化地位

（一）法家思想

三晋地区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于此地。公元前475年左右，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权。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封建制，巩固自己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在本国开展变法运动，其中主要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次，法家人物申不害，以法治国15年，使韩国一时间国治兵强。

还有赵国人慎到，主张法治，代表了法家“重势”的一派。至于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也是赵国人，他援法入儒，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儒家关于王道和礼治的思想，又总结和吸取了法家推行霸道、实行法治的思想和经验，使他的新儒学成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之需求的新学说。而韩国大思想家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其法家前辈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集权主义法治思想体系，为地主阶级最终建立起全国统一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法家是三晋思想文化的主体。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没有哪一种比得上法家思想在巩固和强化封建帝王的统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单纯政治学原理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人们都不得不赞叹法家的卓越贡献，也正因如此，三晋文化才能在中华古文化中处于显著地位。

（二）纵横家思想

三晋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逐鹿的必争之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董说《七国考》）各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的焦点始终纠结于此。再加上三晋地区从晋国开始，就较之齐、鲁少有传统家法制的约束，至春秋中后期，异姓卿大夫实力强盛，不仅同公室争权，而且相互火并。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自然而然就为法家和纵横家准备好了施展才能的天地。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其中最著名的有魏人张仪和公孙衍，前者是“连横”策略的倡导者，后者则是合纵策略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些纵横家经常身佩数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下》）是当时各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思想构成战国时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环节，为中华古文化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兵家思想

兵家文化当首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是一次不仅对三晋，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赵武灵王为增强军事实力，毅然决定仿效北方游牧民族，把“博衣大带”的华夏服饰改为上衣下裤的“胡服”；废除传统的车战和步战，改用“骑射”。这一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其他名载史册的兵家人物还有魏人吴起、尉缭，赵将廉颇、赵奢等，他们的事迹和思想都为中国军事文化增添了绚烂色彩。

（四）“养士”思想

春秋战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士”阶层的崛起。特定的社会条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最佳机遇，一时间众星璀璨，群英荟萃。与士阶层的急剧膨胀相适应，上层贵族的“蓄士”、“养土”之风逐渐盛行，而由于三晋之地激烈的政治斗争分外需要人才，便出现了许多以“养士”闻名的政治家，比如魏国初期的魏文候和后期的信陵君，以及赵国的平原君。

特别是作为战国“四君子”之中的信陵君和平原君，他们曾先后“养士”数千人，虽然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但也有许多杰出人才，或者可以称为“异能之士”，为两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显然，“养士”思想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尽管它是战国时代的特殊产物，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发展史上的一段不可磨灭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