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为什么敢起义？

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呼，道尽了农民起义者的心态。下面，我们就详细的看看农民起义的史事。

中国古代王朝的覆灭，都和各种起义有直接关系，陈胜吴广，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赤眉绿林，推翻了新莽政权、黄巾张角，造成了东汉政权明存实亡、黄巢起义，导致繁镇割据、李自成起义，推翻明王朝.......，这些名字的后面，都是一个个被埋葬的王朝。

规模较小，频次更密的造反起义，就不胜枚举了。据统计，从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至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七十二年中爆发了三十六次农民起义，差不多就两年一次。北宋，南宋共统治了三百一十六年，农民起义共有三百五十八次，平均每年一点一二次。清代初年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前的二百多年间，农民起义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凡此种种，皆令人困惑：何以一个平时看上去老实，却如此轻易地冲冠一怒，走上造反的不归路?要知道，在大一统专制之下，造反可属于十恶不赦，株连九族之罪。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民众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不同，经由军事征服建立的大一统体制，在其顶端是以军事力量为根本的皇权集团，其下则是严密组织的行政官僚体系，不仅在政治上严格禁止挑战，即使在日常治理中，也赋予行政官僚体系无限的权力，于官员则称“大人”，民众则无不为“草民”。一边是高度集中、高严密组织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一边则是分散、孤立、低生产水平的草民。官民之间不仅在统治关系上呈现悬殊对立的态势，更形成了一种单向的经济攫取。专制体制以少制众，为了维持统治，多依靠专横、独断乃至残酷的统治手段，以压制民众反抗，而为了维持体制运行，又需要在经济上持续地从民众身上进行攫取。两者结合之下，大一统专制体制成为了一部集压制和攫取于一身的超级机器。

在大一统专制帝国下，这种政治悬殊对立和经济攫取的运行，也就为民众的造反埋下了种子。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独大，使得官家恒大，草民恒弱，治人与治于人之间不仅泾渭分明，而且悬隔殊甚，体制可以任意作为，草民却不能有所抗争。官僚集团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本能，随着朝代建立的时间推移，官僚体制越发膨胀，平时的万马齐喑，又进一步刺激放大了各级官僚的贪欲，对民众的盘剥也就越发严重，所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加上依附于官僚集团的各种人员的侵渔，最终必然会威胁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最终，这种扩张连同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将民众逼入到了生存的绝境的时候，造反也就成为了民众最后的选择。

其共同根源都是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独大。因其独大而具有压倒性优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孤立无援，无从反抗，也正是因其独大而具有压倒性优势，专制政体对民众的经济攫取就不会遇到任何可见的抵制，就不会受到约束，而是持续扩张，最终，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