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食盐在中国古代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饮食中，盐是烹饪佐料里必不可少的，我们每天的饮食都必须要摄入盐分来保持体力。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随着盐的普及，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

《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真正垄断食盐，实行全国性的食盐专营或专卖的，是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奢靡无度，穷兵黩武，终于把他爷爷和他爹爹几十年辛苦积累的国库挥霍一空。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掠夺成性的一位皇帝，他实行很多搜刮术敛财术，其中包括食盐专营。汉武帝的食盐专营，采取的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办法，也就是说，食盐是由老百姓生产的，但官方收购，运输，销售。

生产、收购、运输、销售四个环节中，官方控制了其中的三种。汉武帝的食盐专营，除了生产环节外，其他环节都是国营，这种模式下，国家赚取的主要是食盐的利润，而不是食盐的税收。食盐利润自然是非常丰厚的，但是国家专营，与民争利，刻剥小民的做法，引起社会的普遍反对，后来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们所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斗争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水深火热，罗掘新的收入成为当务之急。王朝自然没有忘记食盐。当初的倡导者仍然沿袭汉武帝“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老办法。这时候，一个叫做刘晏的人，就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革。刘晏说“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刘晏的理论是，你需要什么，你离不开什么，我就在这个上卡你的脖子，给你征收重税。

刘晏找到的卡脖子的东西，就是食盐。刘晏的食盐专营模式，大致“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国家不必控制食盐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只要控制其中最为紧要的一个环节就可以了。食盐仍然由老百姓生产，官方对于老百姓生产的食盐进行控制，然后交给商人去经销。

官方给商人卖高价，而且还可以向商人征收高额的税收，这就是“一盐两吃”：官府既卖食盐赚取重利，又通过向商人征税收取重税。食盐专营后，历史记载说盐价上涨３６倍，刘晏的食盐专营挽救了唐朝的命运，盐税盐利的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

从此之后，一面是中国专制皇权不断向顶峰攀登，一面就是对于食盐的专营成为定制牢不可破，不再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国家对于食盐的垄断血腥而残酷，买卖私盐，哪怕数量极小，也会被处以死刑，老百姓刮碱土熬盐吃也是死罪。

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时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朝政府盐利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

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

清朝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4倍。有清一代，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一方面，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精美园林的来源），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昂贵。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直至清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1931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从春秋战国直到满清，中国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才走完了食盐财政的历史过程。

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政府掌控了盐，才有财力来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