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与《韩非子》是什么关系？韩非是被谁害死的？

韩非的主要贡献，就在术和势上。但这两点正是法家的缺陷所在，所以著名学者顾准曾这样评价韩非：

“他的贡献，似乎不外是：（1）君主阴险残酷的御下之术；（2）君主有权无限纵欲的说教。这两者，在法家的全部武器库中是积极作用起得最少、消极作用起得最多的东西。二千年来法家被攻击为刻薄寡恩，目标首先是韩非。这么说来，从“法家立场”来说，韩非也是害群之马。说他“集大成”，起商鞅、李悝于地下，一定坚决反对。”

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权且拿来给大家参考。无论如何，对韩非这样复杂的人物，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盖棺容易，定论难。对韩非，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先导。

《韩非子》并不是一本法家专著，而是韩非的思想合集。如果说韩非对法家的贡献不大，那么在先秦哲学领域，韩非无愧于大哲学家的称号。

第一，《韩非子》鲜明地表达了韩非进化的历史观。韩非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用发展的观点，用变化的眼光，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经过充分论证，他提出了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老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作“守株待兔”一文，就是为了讽刺这类泥古不化的人。

《韩非子》

第二，在中国哲学史上，韩非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一哲学概念。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的观念。韩非认为“道”是万物之源，在《解老》中，韩非说：“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他还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在韩非看来，“理”就是规律，他论述了“道”与“理”的关系，认为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第三，韩非还首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在韩非的思想中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他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他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寓言故事，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矛盾”这一哲学概念。《韩非子》中生动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对后人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此外，韩非反对先验论。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主张“虚以静后”，这一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际上和后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著名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韩非还是第一个意识到人口增长与社会财富多寡有一定关系的人，提出了“人民众而财货寡”的观点。

在法家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韩非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继承了荀子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并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在儒家学派里，封建专制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和“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到了韩非笔下，封建专制就变成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可见，在儒家笔下，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是可以相互制约的。孟子甚至说国君如果不实行仁政，人民就有权将国君驱逐。孟子还说杀掉昏君不能称为弑君，而是叫做“诛一夫”。在儒家眼中，君臣之间不存在绝对服从的问题，是一个相互制约的整体。但韩非却认为，“上下一日百战”，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国君与家人和臣子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并没有什么骨肉之情可言。他们服从国君是因为国君的权势，“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

在韩非看来，臣子不造反是因为羽翼不丰满，一旦羽翼丰满，他们就可能做出弑君之事。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国君必须加强中央集权。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他看来，只有国君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才能称霸天下。正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言：“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

韩非动漫形象

韩非这种思想，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提出来的。当时，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人人都处于“追名逐利”的社会环境里，君臣关系中仁义礼智信的成分越来越少，利的成分越来越多。韩非提出中央集权专制的观点，是站在维护国君统治权益的立场上说的，这一思想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为秦王朝封建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为适应中央集权国家封建专制的需要，韩非还提出要统一人们的思想。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认为各家学派的学说像冰火、像冬夏一样，是势不两立的。因此，他主张唯法家独尊，禁止其他各派到处散布学说。

由此可见韩非思想极端和绝对化的一面。他将荀子说的“性恶论”绝对化，丰富了术和势的理论，又将各学派的思想对立绝对化，提出了独尊法家的建议。在《韩非子》一书中，还有许多绝对化的思想。他反对让百姓学习知识文化，反对藏书，主张焚书。在《韩非子·喻老》中，韩非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是韩非为建立中央集权而设想的又一极端政策，实质上就是在赤裸裸地鼓吹愚民政策。

韩非到秦后不久就死去了，但他的思想理论却被秦国实践了。嬴政、李斯等人采用韩非的思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韩非的思想在历史上取得的胜利。但由于韩非思想有极端的一面，不可避免地有偏激的缺陷，秦国也正是在这些偏激思想的指引下，实行严刑峻罚、横征暴敛，最终秦王朝二世而亡。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韩非思想有重大的缺陷和不切实际之处。

因此，我们应该对韩非的思想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他主张“法不阿贵”的思想，在当时有积极的作用。同时，韩非的思想在战国末期适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步伐，也有其进步意义。但他的专制思想和权术思想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承袭，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他所提倡的加强文化专制的政策，为后世不少封建统治者所沿用。到清朝时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严重阻碍了科学进步与文化发展。

总的说来，韩非的法家政治思想，为中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许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是先秦的思想星空里最耀眼的思想家之一。

韩非为秦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许多精神财富，但韩非本人在秦国的际遇却十分坎坷。

《史记》记载，韩非到秦国后不久，就服毒自杀了。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李斯和姚贾陷害韩非，秦王将韩非下狱后，李斯就派人给他送了毒药，韩非就自杀了。但是，《战国策》也记载了这件事，并未提到李斯，说是姚贾到列国搞外交很成功，回来后秦王给了他不少封赏，但韩非却对秦王说姚贾这个人这不好那不好。秦王招来姚贾责问后，姚贾对答如流，说得秦王心服口服。结果，姚贾没事，韩非却被下狱，不久就死了。

在司马迁笔下，韩非是被嫉妒，是个无辜受害人。但在《战国策》里，韩非则是引火上身，自己害了自己。

司马迁画像

在我看来，韩非被陷害的可能性有，但并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韩非祸从口出，得罪了不少人。理由如下：

第一，李斯没有嫉妒韩非的理由。李斯作为丞相，位极人臣，韩非有天生的口吃缺陷，不可能威胁到他的权力地位。而且，李斯既然告诉秦王《孤愤》、《五蠹》等是韩非所做，就有心让秦王重视韩非，否则他完全没必要在秦王面前推荐他。而且，二人曾是同窗，李斯很了解韩非，如果不想让他到秦国，以他丞相的地位，韩非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秦王。

第二，韩非是个主张一切都要“统一”的思想家，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韩非大集权思想体系中，他希望废除所有其他学派的学说，独尊法家，这势必引起其他学派人士的敌视，而姚贾所属的纵横家，又是韩非最痛恨的。

韩非对儒、墨两家多有苛责冲击，指责两家的学问都是无用的，但对纵横家，韩非却赤裸裸地指责其“有害”。韩非是十分讲规矩的人，万事都要立个规矩，立个法。但纵横家却是最不讲规矩的人，他们没有国家、没有君主、只有利益，这是韩非最瞧不起的。因此，他在秦国朝堂上，很可能与纵横家的姚贾等人发生过冲突，以他的结巴对纵横家口才，其结果是不言而明的。

第三，秦王很欣赏韩非的才华，杀他不可能是因为他办坏了一件事或别人诬告他的一句话。秦王读了韩非的作品后，不惜出动军队把韩非请回来，可见秦王对韩非的才华是极为欣赏的。这种情况下，秦王杀韩非就有两种可能：一是秦王发现韩非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个学者，一个书生，不适合从政，或者发现韩非还是忠于韩国，并不想为秦国所用；二是韩非万事讲理，为人不免苛刻，得罪的人太多，秦王为了照顾大多数，不得不杀韩非。

如果这两种可能放在一起，韩非就不得不死了。但现有的材料很不幸说明了这两点，从上文韩非的思想介绍来看，韩非是个书生，而且是个爱走极端的书生；从韩非对待百家的态度及秦国朝堂上所用之人看，韩非很可能得罪了秦国朝堂上很大一部分人。最要命的是，韩非见到秦王后，第一道上书就是存韩攻赵的，而始皇和李斯都是想先灭掉韩国的，因此，从入秦起，他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

最终，在某一次朝堂争论中，累积的不满爆发，秦王将韩非下狱，不久韩非服毒自杀。无论毒药是不是李斯给的，韩非都会死。只因他是个书生，著完书，他对秦王的价值就不大了。而且他得罪了太多的人，因而即使没有李斯，也会有张斯、王斯要致他于死地。

因为严苛，商鞅死了，但秦国发扬光大了商君之法。同样，或是因为苛刻，韩非死了，但他的思想也被秦始皇和李斯付诸实践。或许，这种不因人废政的传统，这种有取有舍的精神，才是秦人能一统天下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