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旷世的考古学家

夏鼐事迹

一、考古历程

夏鼐参加和主持的田野调查发掘有：殷墟，英梅登堡山城遗址，埃及的艾尔曼特，巴勒斯坦的杜布尔，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甘肃敦煌、武威、民勤等地一些古遗址、古墓葬，河南辉县、郑州、成皋、巩义、洛阳、渑池等地新石器、商代、汉唐遗址，以及湖南长沙战国墓和汉墓。

1950年在辉县发掘，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迹。

1951年在郑州调查，确认二里冈遗址为又一处早于殷墟的重要商代遗迹。

湖南长沙的发掘，明确了当地战国楚墓的演变过程。

1956～1958年，主持北京市明定陵的发掘。

发表一系列关于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古代丝织品的研究文章，对中西交通史研究有贡献；发表一系列关于星图、蚕桑丝绸及晋周处墓黄金带饰的论文，为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二、研究成果

1、新石器时代

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

1977年，利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定的大量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数据，写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对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出相当可靠的结论。

2、商周时期

通过1950年在河南省辉县的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比安阳殷墟为早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 对商文化的认识。

1951年春，通过在河南省郑州的调查，首次确认二里冈遗址为早于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通过1951年秋在湖南省长沙的发掘，究明了当地战国时代墓葬的演变过程，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3、中西文化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了《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论文。

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4、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1935年夏鼐在蒋廷黼先生指导下撰写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修改后发表于《清华学报》，该文是对道光至同治时期国家财政与社会问题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仍然具有影响力。

5、中国科技史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先后发表了《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等一系列论文，利用考古学资料，运用考古学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为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

夏鼐贡献

一、主要贡献

1、中国史前考古学方面

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首先是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创造性研究，不断地拓宽道路，引导大家走向新的境地。

主要是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多元说。他还是现阶段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名学者。

他于1977年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

该文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看法，尤其可贵的是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其实夏先生早就考虑这个问题，在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便曾提到：“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

在上述1977年的文章中，他重提并发挥这一论断，指出所谓文化类型的不同是“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