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犀利之笔铸造丰碑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

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九、全民抗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同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

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

《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同年12月下旬，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会见周恩来。

十、离渝赴港

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起，国民党当局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

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被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1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

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

同年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十一、与世长辞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共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军民一起劳动。他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于1月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3月，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他忍受耳癌袭来的刻骨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

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享年48岁。

民国三十四年（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