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5000年历史都逃不出的九大定律！

中国历史九大定律之四：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文中语：“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中国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中国历史九大定律之五：朋党定律

中国历史上的“党（派）争”持续不断，结党营私更是司空见惯。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佑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昆党，清有帝党、后党，国亐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中国历史九大定律之六：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的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

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中国历史九大定律之七：五世而斩定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太平军时期，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一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强者历数世而衰？我以为原因有四：“骄”，“奢”，“淫”，“逸”。

中国历史九大定律之八：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

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等等。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园艺学》中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于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中国历史九大定律之九：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举国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