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悲剧的根源：以德治国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这一辈子是成功的。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位，“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位，那么在他当上了新朝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历来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可是王莽这个泥古不化的书呆子，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乌托邦式的复古改革，从而把自己推上了绝路。直到临死前，王莽还手持所谓的“虞帝匕首”(自然是好事者伪造了进献给王莽的)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上天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样！)实在迂腐得可以。

    王莽改革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顾。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抑制谁，书呆子王莽却不明白。

　　《汉书·食货志》中说“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他为了恢复《周礼》中所描绘的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令，将天下田改名“王田”，规定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在当时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莽又将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但改个名称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根据《周礼》中赊贷、《乐语》中五均等的记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莞。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平抑物价。

　　所谓六莞，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齐众庶，抑并兼”(《汉书·食货志》)，如果真能有效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王莽又根据周代的制度进行货币改革，废除五铢钱和刀币，“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同上)其下名目繁多，体系复杂，以后又多次变更，使老百姓无所适从。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隘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一旦变成了通行证以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王莽的边疆政策

　　王莽又深受儒家“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王莽又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皇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但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的失败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更始军入长安城，攻至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王莽终于为他心目中崇高的政治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幸耶？不幸耶？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这个与那个》)的社会，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山穷水尽、必死无疑的王莽同归于尽，也总算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应该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在同样代表东汉官方立场的《后汉书·刘玄传》中，记述王莽被杀以后，他的头被割下送到南阳宛县更始帝刘玄的堂前，他高兴地说：“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王莽要是不这样做，就与霍光一样了。)霍光受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昭帝，昭帝死后，又迎立宣帝，秉政长达20年，是匡扶汉室社稷的大功臣，可见身为西汉宗室、光武帝刘秀族兄的刘玄深知王莽败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个人品质或政治举措，而是他夺了刘家的天下。王莽之所以遭到东汉以来正统史家的“妖魔化”，原因正在于此。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完全是流氓无赖出身，又比王莽好到哪里去呢？(文选自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