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竟然也会为买房焦虑做房奴

大约从21世纪以后，“买房”就成为了令人爱恨交织的复杂难题。结婚要买房，家里人多要买房，孩子大了，也要买房。然而纵观古史，其实古代人也为买房问题深深困扰，就拿大文豪苏轼来说，曾经就为了买房“倾其所有”。

宋代史料《梁溪漫志》中便有记载：邵为坡买一宅，为缗(mín)五百，坡倾囊仅能偿之。大概就是说，苏东坡在江苏阳羡有一个好朋友，名叫绍民瞻，此人对苏东坡很是仰慕，两人经常一起游山玩水，后来邵民瞻偶然得知苏东坡居无定所，便主动出资“五百緡”，为苏东坡买了一套房。

苏东坡得知后，很是震惊，但觉得这个人情太大，于是“倾囊仅能偿之”，大意为，花光了积蓄把买房的钱还给了邵民瞻。

从《梁溪漫志》中记载的“为緡五百”，便可看出该座房产的大抵价格：北宋经济最繁荣时，“一緡”即为“一串”钱。而“一串”便是“一千文”。邵民瞻总共花了“五百緡”，换算成宋代时的利率，一緡=一千文=一两白银，五百緡便是足足五百两白银。

可见仅这一座院子，就花去了邵民瞻整整“五百两”银子。当时的五百两，几乎约等于现今的数百万了。由此可见宋朝经济虽发达，但房价仍是普通人难以承受。而到了宋徽宗时期，一座像样的房子，甚至更贵。

《宋史·食货志》有载：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这句话的背景为，淮南转运使张根，听说宋徽宗封赏给大臣一座汴京房产后，如此感叹：一座好点的房子，在汴京城至少“五十万贯铜钱”起步，再稍微装修的豪华些，就得“上百万贯铜钱”了。

由此可见，像北宋时期汴京这种大城市，也是寸土寸金，清廉的官员即使穷极一生，若不像那位大臣能得赏赐，要想单凭自己的俸禄买一座像样的房子，也得要倾家荡产才能买得起。

这还是朝中大臣，普通老百姓买房之艰难，可想而知。然而还没完，张第感叹完房产之贵后，接着又说：《宋史·卷三五六·张根传》：“臣所部二十州，一岁上供财三十万缗耳，曾不足给一第之用。”张根的意思很简单，他所管辖的地域省份有二十州，一年上缴的税收不过才三十万贯，一个省的税收，竟然都不够在汴京买一座房子。

其实张根是劝诫宋徽宗，不要如此大手笔的赏赐大臣，要在封赏这种事情上有所节制。但同时也能从他的话语中，也感到对于房产之贵的深深无奈。

经济学有一条客观规律：自古到今，凡是存在市场经济的客观因素，商品价格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自主变动。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套用在房产上，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房产此类商品，会随着所在地的客观经济环境，而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或下跌。

就拿北宋时期的汴京房产来举例，咸平年间，前宰相薛居正的后人薛安尚，打算把自家的祖宅卖掉，之后寻觅买家，唯有当朝宰相向敏中能买得起，便出资“五百万”，即5000贯铜钱，购入了这座宅邸。而薛安上的祖母听说以后，当场竟大发雷霆，骂薛安上将房子“贱贸”!

贱贸即是“贱卖”的意思，这一套房子整整五百万，竟然都算得是“贱卖”，由此可见东京城一座豪华房产之天价。而且这座房子不是“新房”，而是前宰相薛居正的老宅，几十年风吹雨打下来，就算保养的再好，肯定比不了新房，由此足以看出东京城的房产之天价。

这座宅子是在东京城的市中区，房价自然是高，而当时位列“三苏”之一的苏辙，即苏轼的弟弟，就曾在当时的广州偏远地区，买了十间破旧的老房子，总共花费才“50贯”。

由此可见，宋朝时和现在一样，房价也分地段，也看新老程度，同时也看市场经济的好坏，各地之间的房价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总体而言，古人买房子的负担，并不比现代人轻松，即使是闻名天下的苏东坡大诗人，仍然要“倾其所有”，才能买一座房子，普通百姓要想买一套房，就更不用说了。

北宋时许多老百姓，其实都选择租房住，比如《水浒传》里就提到过：“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

这段话中的“赁房”二字，由此可见，像武大郎这种一般的小贩，要想有个住的地方，都得通过租赁去租房住。至于再穷困一些的百姓，除了祖上留有基业，否则要想实现买房的梦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家也不要以为祖上留有房产，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是轻松的事情，尤其是北宋，对于房产征税尤重，而很多祖上留有房子的人，就算啥都不干，只要房子里有人，就一样得交房产税。

这种税户在当时也称为：坊郭户。依据有无房产，再把坊郭户分为“主户”与“客户”。主户便是有房产者，而客户便是租赁房产者，再通过主户的房屋多少，家产多少，来划分成“十等户”的等级，主户被划分的等级越高，所要缴纳的税收就越高，其中税费又分宅税与地税。

而“客户”既然是租房子，那就要看他们有无营运，即租房做生意，还是租房来住?如果是“租房住”，则相对“租房做生意”要少交税。通俗来说，主户所拥有的房屋越多，要交的税就越高，如果再从自家宅第里做生意，那就得另算“营收税费”。

于是有些平常收入不高，但偏偏祖宗给留下一大片宅子的“主户”，要是租不出去房子，每月光挣的钱，可能还不够交房产税的。当然此类只在少数，并不广泛，但也通过这一点，能够看出宋代房产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繁荣昌盛。《中书备对》有载：“州县承望风旨，不问虚实及有无营运，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概定坊郭等第。”

那么这类坊郭户的房产税，一般要交多少呢?《真文忠公文集》：有如房地钱日收一十文足。日收十文。即每天的房产税，在十文左右，一个月算下来，便是三百文，还不足“一贯”。然后是“主户”们一个月能收多少租金呢?《司马文正公传家集》：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答案是“十五贯”。

有很多房，并将房产出租，以此收取租金的“主户”，每月能收房租“十五贯”，一贯就是“一千文”，十五贯就是“15000文铜钱”，像这类主户，除掉每月要交的300文房税，光靠房产出租收入就收入不菲了。

由此可见，这种主户，一般就是等级较高的“上户”。但凭此也能看出，除非“客户”所做的营生能赚钱，否则房租跟现在一样，分摊下来也不算低。

当然，这种房租也要看主户的等级，如果主户的等级是“上户”，那就证明他有很多房子，自然要缴纳的税收就高，而他对“客户”收取的租金也就很高。

与之相反，如果是较低等级的“主户”，开出的租金相比而言就低。比如宋仁宗时，在辽州城开饼店的一家“四等户”，除了做卖饼营生外，自家还有空房出租，则“日掠房钱六文”，即每月收房税180文。

《欧阳修全集·卷一一六·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第四等一产，开饼店为活，日掠房钱六文。相比较坊郭上户每月要交300文房税，显然这家四等户所要交的房税更低，每月只交180文，显然他们给客户开出的租金，相较而言也会更低。

如此来看，在宋朝对于租房或买房，都有很明确的划分，房价虽贵，但普通百姓一样可以通过租房的形式来过活，而不至于居无定所，但这些都是要建立在“勤劳刻苦，努力劳作”的基础上，不然没有收入，自然也就租不起房子了。

总结来说，古代和现代一样，房产在大多数时期，仍旧是高价商品，而非人人皆有能力购买，但是如果个人非常努力，凭借自己的奋斗，还是能够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