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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之盟是怎么一回事

时间:2016-12-01编辑:梓岚

981年九月,距离赵光义登基已经近五年,金匮之盟却突然被赵普翻出来。“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潭州,受诏归阙成婚,礼未愈月,多逊白遣归任,普由是愤怒。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寤。”

赵普翻出这段陈年往事,完全是因为“郁郁不得志”,在加上卢多逊的咄咄逼人。赵普作为朝中元老,对于赵光义登基之后的心虚肯定揣摩得到——赵光义需要一个合理的遮羞布。但对于杜太后的遗言是否有利用的价值,他其实心里没底,不然也不会五年之后才提出来。当他逼不得已提出来的时候,赵光义认同了这个遗言的价值,认为有必要发挥一下,于是演出了一出金匮之盟的大戏,成为证明赵光义合法性的一张遮羞布。(有人或许会说,金匮之盟既然藏在宫中,赵普提出来,赵光义就找到了,足以证明金匮之盟的真实。这其实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比如宋真宗时代,宫中出现天书,各地上报种种祥瑞,这些肯定不是真的,只是演出的一场政治戏而已,金匮之盟也可能如此,从这点是不能证明其真实性的。)

从赵普提出这件事的动机来看,他是被迫的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动机并不单纯。当金匮之盟得到赵光义的认可,需要发挥其价值的时候,他们却用两套标准在实践。赵光义继承皇位变成合法,传给赵廷美却置之不提。政治就是如此,永远都是利用对自己有价值的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一概否定,权力才是其中的主人。

“或曰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上复传之廷美,而廷美将复传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开封,德恭授贵州防御使,实称皇子,皆缘昭宪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谋。他日,上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

赵普再次入相,因为他帮助赵光义解决了登基的合法性,又同时解决了赵廷美不能继承的问题。所谓的金匮之盟,难道不就是一个幌子吗?赵普利用了他,又践踏了他。赵光义与赵普名利双收,而赵德昭、赵德芳、赵廷美成为政治下的牺牲品,不得不死的牺牲品。

赵廷美之不得不死

金匮之盟的前提假设是“孤儿寡母论”,不管是三传约还是单传约,一旦赵光义登基之后,除了利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对其内容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这些疑点,我们都可以看出,金匮之盟的真假根本不重要,即使是真的又能说明什么呢?他只是政治上的一匹遮羞布而已。接下来我们看看赵德昭、赵德芳、赵廷美的结局。

979年,赵光义意气风发的收复了太原,北汉降。面对“大好局面”,决意收复幽、蓟地区,完成中国的大一统。对于“馈饷且尽,军士罢之。会刘继元降,人人有希赏意,而上将遂伐契丹,取幽蓟,诸将皆不愿行”的局面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北伐契丹的失败就自然而然了。由于北征的受挫,对平太原之功久不行赏,“德昭乘间入言,帝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惶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右辞以宫中不敢带。德昭因入茶酒阁,拒户,取割果刀自刎。帝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谥曰懿。”德昭就这么死了,看起来很像今天的某些大学生,面对压力,一时想不通就冲动的结束了生命。赵光义留下几滴鳄鱼的眼泪,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981年三月,“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德芳卒,年二十三。赠中书令,追封岐王,谥康惠。”历史上的记载就这么简单,我们无从知晓其中是否存在阴谋。赵匡胤的两个儿子死了,从根本上杜绝了皇位不可能如金匮之盟所说的三传约,这个条件一旦消失,剩下的赵廷美将何去何从?

981年九月,“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这些矛头直接指向赵廷美,不仅要把他的名声搞臭,还将其与阴谋叛乱联系起来,这些都似证明,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掌控局势的发展,希望置赵廷美于死地,而柴禹锡等只是一颗棋子。此时的赵普郁郁不得志,把早已被人遗忘的金匮之盟翻了出来,并且把杜太后的遗言重新加工,粉饰赵光义合法性的同时,把赵廷美彻底逐出朝廷。“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赵普不仅是金匮之盟的导演,还充当权力的打手。

982年三月,“赐秦王廷美袭衣通犀带、钱十万、绢采各万匹、银万两、西京甲第一区。又赐留守判官阎矩、河南判官王遹钱各百万。”赵廷美离开开封,也就离开了权力的中心,讽刺的是赵光义居然赏赐西京留守判官阎矩、河南判官王遹钱各百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政治中的暗语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用一个“你懂得”便解释的清清楚楚。五月,“赵普以秦王廷美谪居西洛非便,教知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丙辰,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984年正月,“涪陵县公廷美至房州,颇自咎责,因忧悸成疾而卒。”

973年,后周的末代皇帝柴宗训死于房州;984年,被逐出权力中心的赵廷美也死于房州。不知是巧合还是上天的安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死是一个必然。历史就是如此,被权力抛弃的人,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奢望,而死亡反到是家常便饭。胜利者不仅赢得政治上的胜利,还将站在道义的制高点来打扮历史。不管是“太祖碑誓”还是“金匮之盟”,都只是胜利者手中的道具,掩盖其中的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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