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看：习仲勋严谨简朴的家风

解放后，习仲勋到北京工作，很快拾起了“老本行”，在四合院的空地上种起菜来。他掏粪施肥，挑水浇地，虽然有时累得腰酸背痛，却乐此不疲。对土地的热爱日后成了习仲勋身处逆境时最踏实的心头寄托。在因“《刘志丹》小说问题”被隔离审查期间，习仲勋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他除了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还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收获多半交公。他还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农村去。毛泽东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回复他，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吧。习仲勋因此被安排到洛阳矿山机械厂。然而，在洛阳矿山机械厂，习仲勋还是被红卫兵“揪出”批斗。让习仲勋颇感欣慰的是，当自己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想来看看他。富平乡亲还记得，要不是这个老乡在困难时期对富平的关心照顾，恐怕大家早就饿死了。

习仲勋对土地的情感和重视农业的工作方法深深影响着子女。习近平就曾在陕西延川县梁家河村做了7年知青，还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直面农村问题，探索农村发展路径。

1958年5月，习仲勋（左一）和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与劳动者一起吃午饭。

群众的路线：“土比洋好”

出身农家，扎根黄土地的习仲勋和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促使他在工作中从人民的角度出发，以最大的包容心努力工作。

1985年，习仲勋已经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年11月，他到江西考察，一路到了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等地。考察路上，他对警卫人员说：“请你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他们后面的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当时，兴国县的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没有摆脱落后面貌。习仲勋听当地干部汇报了兴国的情况后说：“你们如实汇报情况，很好。在出发前，我已经讲过，这次下来，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老区的现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老区贫困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

受习仲勋的影响，齐心也一直保持着真实的本色，从没给他添过麻烦，从没搞过特殊化。上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机关周末会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便在背后议论：“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回家后，齐心将这件事告诉了习仲勋，不料他哈哈一笑：“土比洋好！”

正是秉承着这样的家庭本色，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后指出“群众路线是永葆党的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必须做到教育和实践两手抓”。

1979年2月，齐心（左一）陪同习仲勋（左二）在广东农村视察。

务实的改革：“尽最大努力缩小差距”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调往广东，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他在深入群众、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以后才肯休息。齐心说，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

“逃港潮”是习仲勋当时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习仲勋深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稳住人心，刹住这股偷渡外逃之风。一回广州，他就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带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等地调研，并整理出一份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在3到5年内把宝安、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和新兴边防城市。1979年1月，广东省委正式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分别由张勋甫、吴建民任市委书记。第二年，中央正式批准广东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1978年，习仲勋（前排右）在广东视察农田水利建设。

改革先行者的气魄和担当，影响着家庭中的每一分子，当然也包括习近平。习仲勋从广东调回中央后，前往河北正定工作的习近平也开始了自己对改革开放之路的探索。他看到南方一些地方正推行农业“大包干”，河北省迟迟没有启动，就和同事商量要在正定先行一步，找个公社搞试点，然后全县推广。在里双店试点取得成功后，正定全面推广“大包干”，在河北省内开了先河。当听说《红楼梦》剧组准备投资80万元搭建荣国府临时场景时，习近平抓住机会，筹钱兴建了荣国府，为正定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习近平在正定改革开放的实践，他的已故好友贾大山曾诙谐地说：“他是不穿西装的改革者，锐意进取而锋芒毕露。让人们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优哉游哉地喝上一盅。”

2012年12月，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离京视察就前往广东。34年前，习仲勋站在那里，有感于大陆和香港的差距，推动了改革开放大幕拉开；34年后，习近平站在同一片土地上说：“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978年8月，习仲勋与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习近平在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