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文革期间第一个告御状的人

在“文革”时期，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许多政令不通，一些造反派掌权的地方更是阳奉阴违，把中央的指示当成耳边风，我行我素。有的地方对知青的摧残迫害依然成风。知青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1972年底，福建省的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封反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的窘迫与艰难的生活情况的信，算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壮起胆子告“御状”的人，这在全国引起轰动。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下林小学的一位老师，他的儿子李良模是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下放到本县山区获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便于1972年12月20日上书毛泽东。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分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曰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钱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放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

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他曰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从1969年起直迄如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

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年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 前车之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这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的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信是寄出去了，可李庆霖的心却忐忑不安，他担心这封信无法送到毛主席的手里，即使送到了，毛主席也不可能有时间回信。再加上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莆田县城内发生了一起知识青年因在大街上以匿名贴大字报攻击上山下乡运动，而后被抓起来狠狠批斗的事件，李庆霖担心上书的事一旦被造反派知道，不但自己挨批，连儿子在乡下的日子会更加雪上加霜。

4个月过去了，1973年5月6日，出乎意料，他收到了毛泽东于4月25日写的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的回信寄到莆田县时，有人欢喜有人愁。下乡知青及邻里人得知这个喜讯之后都兴奋不已，奔走相告，许多人还激动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是莆田县民事组和李良模插队所在的荻芦公社某些知青工作的领导干部却不那么高兴，因李的信中揭了他们的短，他们不得不对李和李的一家耿耿于怀。

李庆霖的一家受到了当地的群起攻击。好在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李庆霖，在寄出回信不久，他老人家就向中央负责上山下乡的领导人指示说：查一查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可否让他参加党的十大，如果不是，看本人是否有入党要求，如果有，可批准他入党，如果没有，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的上书编入课本。

李庆霖当时是个被迫打成的“右派分子”，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向上级申诉要求平反，但未果。是毛泽东的亲自过问才使他积蕴多年的不白之冤得以洗刷。以后他因此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也算是平步青云。

知青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山下乡运动也受到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