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上的周恩来

第二问题，情况虽然复杂，但也有其深刻原因：

第一、从维护大局考虑，周恩来必须站在毛泽东一边。

大局是坚持“总路线”。这是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虽带有“左”的色彩，但反映了党和人民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周恩来把维护总路线视为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实际困难 ，他曾坦言：“比我们想得还更多”，但有些已基本纠正了。有些大家上山来摆摆问题，以求逐步解决。但德怀同志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变成松劲、泄气、悲观这类东西。周恩来认为：觉得什么都不行，几乎否定一切，或者是得失各半论是对总路线的动摇。

大局是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几次在会上强调团结问题，还说“得失相当论”者是典型的中间派，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在讲话中四次提到“反冒进”，又点了周恩来的名，并说“反冒进”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讲“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周恩来同志劲很大。”也许是一种激将法。这些，周恩来心知肚明，维护党的团结，是他始终恪守的党性原则。在当时，维护党的团结首要的是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产”。作为前次“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不得不在新的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

第二、毛泽东亮明“不仅对事，也要对人”，周恩来无力回天。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是逐步升级的，他的讲话、向会议印发的文件和一系列批示，为批彭德怀提供了“机关枪”和“迫击炮”，后来又定下了“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调子，并提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此时，对彭德怀的批判内容由开始基本只限于信和发言本身，转为包括算历史细账在内的全面清算。这种态势远远超出周恩来的估计和设想，而又是他无力阻止和改变的。起初，周恩来觉得彭德怀的信“没有什么”，确实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就在毛泽东让彭德怀觉得如雷轰顶的讲话后，他还对彭德怀说：“主席说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有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情况，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就是了。”这虽有安慰之意，但也确实反映出他对彭德怀的问题的认识程度。随着毛泽东批彭德怀的调子进一步升级和对其问题的定性，周恩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态度和立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实，这未必是他思想认识的改变，而是因无力回天不得己而为之。何止是周恩来，与会者都开始进行转弯子性质的表态且言辞日趋激烈。过去肯定彭德怀的一些人开始检讨自己“摇摆”的错误，表示在政治上患了感冒病，没有看出信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若不是主席及时提醒，就会迷失方向，要求收回自己过去的说法。彭德怀的老战友们含着眼泪劝其主动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即便仍称其为民族英雄的发言，也表达了要与之划清界限的态度。就是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这种重压下也不得不掩饰内心的痛苦，违心地作出深刻检查，说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由对总路线怀疑、动摇，走到反党。”“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第三、对彭德怀反映问题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周恩来未必赞同。

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观点，但没有采取与彭德怀相同的做法。这是处理问题方法上的不同。在后来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更加注重政治智慧和工作艺术的运用。据说，周恩来事后跟人感叹，如黄克诚早上山就好了，这事就不会发生。事实证明，无论有多好的出发点，不重视方式方法往往事与愿违。彭德怀的做法应说是欠些考虑的，他后来反思：“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庐山会议由纠“左”完全变成了反右，会议方向的根本改变也改变了历史进程，由于“左”倾错误的延续，加之自然灾害等原因，中国农业和农民走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周恩来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又严以修身、襟怀坦白，即便他认可彭德怀的率直，但不会赞同其对毛泽东言辞过激、口出粗话的态度，还有桀骜不驯的性格。所以他批评彭德怀的骄傲，不同意彭德怀讲的“驯服就是没有骨头”的观点。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周恩来参与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还同彭真、胡乔木等一起讨论了关于彭德怀所犯“错误”问题的决议草稿。后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主席团指定由他作《关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批彭德怀的讲话中，虽也用语较重，但多是按照事先定好的调子讲的，很多话都能找到“出处”，绝无落井下石和人身诬陷的词句，而且肯定彭德怀做过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同时还把自己摆了进去，讲他当年如何“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周恩来所讲，有些出于真心，有些怕是出于无奈。

周恩来没有支持彭德怀，但对彭德怀是关心的。他担心彭德怀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让杨尚昆安排其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此外周恩来还尽心保护其他同志。对一些临时被召上山汇报工作的人，他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担心他们不明情况，说错话，受到冲击。对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各部委一些负责人，指示他们立刻返回北京。

庐山会议上，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选择是两难的：支持彭德怀，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虽然在是非曲直上选择了“真理”，在内心情感上也少了些撕扯。但这样做且不说他自己有何后果，而且于彭德怀无益，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无补。对周恩来来说，做这样的选择既是艰难的，更是不可能的。站在毛泽东一面，批评彭德怀，虽然是一个基于党性、基于党的团结，基于国家利益的选择，但这对周恩来的内心情感，对他求真求实的品格，同样是一种严重煎熬。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和两难境地中，周恩来艰难地抉择，尽自己所能使工作正常进行，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以上并不代表小编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