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钱学森回国的真实初衷

对于新中国科技事业来说，1956年称得上是扬帆起航之年。是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就国防尖端技术而言，中央已在1955年1月15日作出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此后，发展导弹武器也日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956年1月，在陈赓大将安排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给在京的高级军事干部讲火箭技术，一连讲了三天，引起大家对导弹的极大兴趣，顿时兴起了一股“导弹热”。此时的北京，天寒地冻，这股“导弹热”让神秘的导弹成为寒冬里的一缕暖阳。不久，钱学森又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做“导弹概况”的讲座。随着“导弹热”效应的持续发酵，国防系统和中央高层渐渐形成了应该尽快发展导弹技术的共识。

钱学森在哈军工那句认为中国能够造出导弹的断言，让他成为军方高层炙手可热的座上宾，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事业轨迹。钱学森结束东北考察回到北京以后，彭德怀、黄克诚专门指派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与钱学森深入讨论如何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等方面的问题，详细分析了研制导弹的有利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万毅提出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导弹的报告。与此同时，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也向国务院提出研制导弹的建议报告。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钱学森，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请柬。本来，请柬上面写着钱学森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到了宴会厅，工作人员领着钱学森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原来，毛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三十七桌钩到了第一桌。这样，钱学森就在毛主席右侧坐下来，顿时成为整个宴会的焦点，表明毛主席对钱学森的高度首肯和充分信任，也预示着钱学森将是主持发展导弹技术的最佳人选。

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建议下，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中央呈递《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了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指导原则、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意见书认为，“国防航空工业”包括研究、设计和生产三大部分，基本指导原则是：“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而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然后兼及设计，然后兼及研究”，还开列出21位可以调来做高级技术工作的专家名单。对于新中国来说，在当时上马研制导弹还是有相当大的风险。钱学森的意见书相当于一份发展导弹技术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为中央高层决策上马耗资巨大的导弹项目提供了科学依据。随后，中央军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发展导弹技术的问题。

中央选择钱学森担负发展导弹技术的使命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了钱学森的有关建议，并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筹备组建航空工业委员会，统管我国航空与导弹工业的发展，下设设计机构、科学机构和生产机构。4月1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和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为副主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安东为秘书长，钱学森等为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对外不公开）。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出席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了由聂荣臻代表航委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同时，责成航委负责组建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局）和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其间，钱学森还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

1956年8月6日，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局长由钟夫翔担任，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五局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召开。聂荣臻宣布：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担任院长。从此，中国导弹与航天科技事业正式驶上发展轨道，开启了腾飞之路。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离开洛杉机乘船回国时，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没到码头送行，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杜布里奇可谓知人论世，归国后的钱学森，新中国没有让他去“种苹果树”，也没有让他作一位纯做研究的力学家，而是让他担负起发展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任，铸造镇国利器。此后，美国当局所担心和极不愿意看到的“奇迹”，在中国大地上一件接着一件地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