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知青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正值文化大革命尾声，一大批知识青年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那时的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知青”。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知青的故事。

1975年的春天，村里迎来了一批知青，大约有三十多人，分别分配在全大队的六个生产队。我家是第四生产队，分了五人，两男三女，那两个男的住在我家。他们都是从西安过来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住在我家的知青一个叫高典，一个叫西建。当时我才十一岁，上小学四年级，看到家里来了两位年轻人，很好奇。妈妈说，这是给咱队里分的知青。我仔细地瞧了瞧，其中，高典个子有一米七五左右，圆圆的脸盘，一双大大的眼睛，长得很帅气，他特别喜欢笑。西建，我不知道姓什么，个子有一米八左右，瓜子脸，比较瘦长的身材，不喜言笑，也没有高典长得英俊。妈妈安排他们住在我家的一间平房里，给他们铺好了新被褥。两位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出头的样子，初次见面，都朝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白天，他们与我的父母一起上工，回来的时候，白皙的脸上总是挂满了汗水，但是依然很阳光快乐。他们特别爱干净，收工回来，总是梳洗半天才出来吃饭。晚上时，他们与其他知青互相串门或一起去别的生产队走动。时间久了，我与他们渐渐熟悉了，有时就去房间找他们玩。在他们住的不大的房间里，堆放了许多书籍，至今已想不起来都是一些什么书，但是其中破案的书倒是有几本。我曾借阅翻看过。不过，那时年龄很小的我看到许多因抢银行保险柜或一些单位的保险柜而发生的凶杀案件对我影响很大，以致于后来我报考财会院校时都有些害怕。因为那些因保护国家的财产不流失，奋力与凶手搏斗的财务人员形象已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不敢回想。

由于我家住了知青，所以我对知青的感觉很特别，就常常去我们队的那三位女知青住处玩。看着她们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很羡暮；看着她们留着长辫子或短发，我也很喜欢。城里人与我们农村人在穿衣、打扮、说话上就是不一样，她们白净、纯情、漂亮，很吸引我。那时，我很想变成她们那样的人，只是我并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到我们农村人，为什么不上大学，为什么不在城里找工作，或许还是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她们劳动时的状态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因为我在上学。我只知道，因了她们的到来，我变得特别快乐，放学后有了一个好去处。

除了我们队的知青，临队的第五生产队、第一生产队的女知青我后来也慢慢地熟悉了。我们队的女知青很喜欢我，所以空闲时她们就带我去见她们的同伴。 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们清晨刷牙的情景很吸引我。那时，农村像我这么大的女孩子从来没有人刷过牙，家里也没人给买牙刷。女知青们问我刷牙吗？我摇摇头，她们就说，保护牙齿很重要，还是让你妈妈给你买牙刷吧。我听了她们的话，回家后叫妈妈给我买了牙具，就学着知青们的样儿，大模大样地在我家门口刷起牙来。高典与西建看到了，直笑我。

女知青中有个人头上戴了十分漂亮的发卡，呈半圆型，插在头发里，只有头顶处闪闪发光。那是薄塑料做的。我也叫妈妈帮我买了一个。后来，不小心弄断了，我就跑到我们队的女知青住处，找她们看看能否修好。其中，有一位女知青说，我来帮你看看。她拿起发卡，折断其中的一小段，大约有4公分长，其它的就放在开水锅里烫，变软后，赶快拧成蝴蝶形状。中间留出的漏洞部分，刚才可以用折断的那根塑料棒穿起。这样，新的发卡就形成了，我又可以在长长的头发上夹着漂亮的带有蝴蝶结的发卡了。于是，我天天把头发用发卡夹起来，走路时头发一甩一甩的，美滋滋的，十分张扬。

我经常在知青堆里穿梭，她们总是表扬我，说我聪明、漂亮，而且学习好，这是住在我家的高典、西建告诉她们我学习情况的。女知青们有时也来我家找那两个帅哥玩。那时，对我来说，知青的世界是纯粹的，没有杂质与污染，他们对从城市到农村的刻苦锻炼没有怨言和记恨，至少在我面前没有，或者是我没看到。我只看到的是他们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他们的阳光与快乐，他们的才气与智慧。我有时不会做的习题找他们辅导，他们很快就教会我了。

住在我家的高典父母来看过他两次。西建的妹妹来看过西建。高典父亲是夜盲眼，晚上上厕所要高典扶着才能走。我那时纳闷，原来夜盲眼就是白天可以看见，晚上看不见啊。由于我小，高典的父母没有和我说过话，他们在我家待了两天，只和我的父母拉家常或去村里转转。哪有不牵挂孩子的父母？虽然西安与大荔县城相距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高典和西建还有其他的知青们却很少回去看望父母，他们要挣工分，他们必竟是来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练就红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父母的牵挂与下乡看望子女成了必然。

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我家的知青不见了，妈妈说，他们回西安了，再也不回来了，我有些失落。这才知道，知青返城，表示着这批知青改造好了，他们将回到生养他们的城市，回到父母身边，享受亲人的温暖，我为他们感到高兴。那是1979年。从1968年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到1979年的大返城，历时十余载，全国有四亿多人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此项运动。在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就业、学校入口均已被堵塞的情况下，这批年轻人用自已的青春年华谱写着壮丽的诗篇，为国家缓解了巨大的经济、治安等方面的压力，用辛勤的汗水把农村浇灌得更加肥沃，我由衷地钦佩他们！

去年，哥哥说，住在我家的知青高典还回到我家，在村里仔细地转了转。岁月流转，当年的小知青如今已六十多岁，成了退休人员。我急切地寻问高典情况。哥哥说，高典返城后，在西安矿院任教，现已退休。西建的情况不得而知。高典还向我哥哥问起了我的近况。听到后，我很是感慨。高典从帅气青年到不惑之年，历经那场特殊运动，还能沉静地回望岁月，踏上曾经上山下乡之路，真的很难得。他懂得感恩、报恩，因了我家当时的小小温暖。虽然现在的农村早已不是他原来待过的样子，但是必竟天翻地覆的农村变化对于他来说，还是很喜欢的。那里有他原来熟悉的地方，有他酸甜的记忆，更有他青春的印迹。曾经的汗水与足迹遗落的地方，记忆并未风干，而且随着岁月的流失会变得更加熠熠生辉。

我们村的所有知青在生产队的表现我无从知道，但是他们的业余生活我却很清楚。有谈恋爱的、有学赤脚医生的，有学厨艺的，还有的不学好，去偷农民家里的羊或鸡的。但偷盗是极个别人。当时在我们村，有说知青好的，还有说知青不好的。但我所熟悉和认识的知青中基本没有这个坏毛病，他们都很优秀。

在我们村表现好的几个知青还有当村干部的。这些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有热血，他们为我们大队做出了特殊贡献。因了他们的加入，我觉得我们整个大队都充满了活力；也因了他们的加入，我觉得我们整个大队充满了知识和力量。知青们当时才二十出头，有些还不到二十岁，他们忍受着长身体的时候挨饿，学知识的时候停课，就业的时候插队的压力，硬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一切听从党安排，离开了父母，顺应潮流，听天由命的上山下乡，改造客观世界，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绚丽的青春年华，用他们的苦难脊梁与其他阶层的人们一道支撑起亟待整形的共和国大厦！他们真的是一批不可小瞧的年轻人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让当时的“知青”为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当时国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