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时刻：中美破冰正常邦交！

第二天，科恩拿着庄则栋送的礼物在体育馆转来转去，还不断向人展示，说这是世界冠军中国人送的。科恩回赠了一枚美国乒协的纪念章给庄则栋，旁边的记者过来拍照，照片发表在报刊上，主题是“中美接近”。接下来，美国副领队哈里森来到中国队驻地，提出访问中国的请求......。

这些迹象都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尤其注意到了庄则栋与科恩友好交往的举动。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反复给他读有关的报道，还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呢！” 4月6日下午，在第31届世乒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看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周恩来也批示“拟同意”。这种不急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打算，是与当时大家都对中美关系的转折如此之快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有关，因此有关部门打算把步子放慢一点，稳当一点。用基辛格的话来解读，就是“毛泽东需要时间争取国内更大的支持。”所以，当时毛泽东也表示同意暂不邀请——他亲自在他的名字上划了圈。

然而，就在快到午夜12点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工作人员感到惊讶，毛泽东又重复了一遍。工作人员立即把毛泽东的决定通知外交部值班室。值班室问，已经收到了毛主席圈阅的文件，现在变了，能算数吗？这边的工作人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催促立即办理。第二天毛泽东对那位工作人员说道：“你自己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大事，你还不知道呢。”

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迅速在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又惊又喜”，随即毫不犹豫地批准乒乓球队的访问，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即将发生的信号。4月7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对美国乒乓球队计划中的北京之行表示欢迎。”他还指出：“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他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美国还将以欢迎态度看待中国体育代表团进行的任何对应的访问”；“这显然同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的希望一致，即中美人民之间进行更多的接触”。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久，尼克松决定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访问北京，为他访问中国做准备。在中美经过几次联系后，基辛格在1971年6月2日晚收到了周恩来的信，信中称“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当基辛格急急忙忙地跑步把信送给正在白宫会见外宾的尼克松时，“基辛格太激动了，当时手都在发抖。”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当7月15日中美双方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时，顿时，世界为之震惊。“乒乓外交”也作为大外交新思维的杰作，成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庄则栋回忆道：“毛主席的这一请，在战略上、战术上真是用到了无以伦比的极致，非常让人佩服。”周恩来4月8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邀请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了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曾在1969年“九大”后，受毛泽东安排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帅之一的陈毅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打美国战略这张战略牌。主席下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乒乓外交”至今仍是一个经常被人热议的话题。2013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记者、作家尼古拉斯·格里芬出版了《乒乓外交：那个改变世界的游戏背后秘史》。该书的主线是乒乓运动的发展及其“政治属性”，从英国写到日本、从苏联写到中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冷战期间“小球推动大球”的那段历史轶事和外交突破成为全球的高潮。在格里芬看来，40多年前“乒乓外交”不可否认地在打破中美关系坚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了解中国人在1971年为“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的准备。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格里芬认为，20世纪初乒乓球逐渐成为一项“没落的运动”，但随后在国际乒联主席，“共产主义者”蒙塔古的推动下渐渐变得火热，终于在1970年代成为中美两国缓和关系、进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工具，这一切都是精妙的“外交设计”。格里芬还认为，“乒乓外交”不仅为中美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在全球外交领域梳理了一种通过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改善国与国关系的方式。

格里芬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这本书时说道：“在整个“乒乓外交”的特殊时期里，一切——不仅仅是（双方晤面地点的）选址，还有行程安排，以及以乒乓球作为破冰契机，这些都是由中方决定的。我的书能够很好地提醒美国人，在那次谈判桌上，中国人正扮演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东道主角色。”

媒体看访华时的尼克松：“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

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美籍华人徐中约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是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海内外历史学界认为，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

关于尼克松的北京之行， 徐中约在该书中写道：“一些亚洲人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是一次朝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皇帝是从不离开本国的；只有藩属国的国王和使臣前往中国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松的访问将给予中国一种新的尊严感，同时也使它获得大国的地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精明杰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历史。他们知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其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国探索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与他们自己的大构想相吻合，于是尼克松成了北京欢迎的客人。”

“（尼克松到达北京）几小时以后，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一次事先未经安排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走进书房时好像是‘去见识一个场合远大于去拜会一个人’。毛泽东说话洒脱，充满威严和自信，朴实巧妙，而周恩来则保持沉默。尼克松‘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魄力’，并表现出从未被新闻媒体见过的‘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

尼克松出访中国前，最担心的是毛泽东是否会接见他。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尼克松和随行人员到达北京后就们注意到，在机场并没有出现他们以为会出现的热烈欢迎的场面，车队驶过的街道和天安门广场也是冷冷清清，这不由得使他们感到有点失望。他们并不知道，这种“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接待规格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周密考虑定下来的。不过，美国客人的这点小小的失望很快就被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驱走了。下午2时左右，在尼克松刚刚收拾停当，正准备洗澡时，周恩来赶到宾馆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想很快会见尼克松总统。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前往机场欢迎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回忆道：毛泽东的约见，“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们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到那儿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几个有关晚宴上活动次序的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是被事后通知。”

在毛泽东住所，当尼克松谈到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毛泽东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与尼克松会谈的基调，同时也指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所应着眼的基础——从“哲学”的高度、从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

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这次会见，毛泽东超凡的魅力给客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承认，在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类似年轻人听“摇滚乐”时感觉到的“颤流”——“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与毛泽东的会谈是尼克松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后来的岁月中，尼克松又六次受邀访华，他似乎从未停息过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对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毫无疑问，尼克松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非常尊重毛泽东。他引用毛泽东诗词，“好像是引用圣经经文一样。”（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第440页）。他也像周恩来一样，称毛泽东为“主席”，并说“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他对毛泽东的尊重，毫无疑问的是他看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不复存在。他不是没有觉察到当时中国国力还不够强，人民还生活在物质匮乏中的情况。比如他们在参观过程中发现过中方特意安排了衣着鲜丽的群众“演员”，市场的“繁荣”也不时露出破绽。但是，尼克松更着眼这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是当他发现一夜之间，为了他们参观长城，老百姓把北京市和通往长城的路上的大雪都清扫干净时，他对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由衷地叹服了。他肯定明白，有了这种动员组织能力的中国，不管是遇到外部压力也好，还是内部自己的失误也好，都挡不住发展壮大之路。2005年，尼克松之女访问中国，她感慨万千地回忆他父亲1965年说过的话：“二十五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工业巨头之一。”“我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预见到了中国的未来。”因此，无论是1972年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还是1976年的第二次，一直到1993年的最后一次，尼克松对中国的发展始终充满信心。

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早在中美双方商议接待方案时，美方就尽量尊重东道主的意愿。中方提出在中国境内旅行时必须乘中方提供的专机，坐中国提供的专车，美方破例答应了，这也是美国至今唯一的一次破例。美方提出要自己安装地面卫星接收站时，中方为维护中国的自尊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美国也同意了。特别是反映这次访问的最终成果的联合公报，美方开始觉得是“被审判了”，但经过再三沟通，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公报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前法国总理富尔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北京“外交上的巨大胜利”。2013年，美国学院派历史学家瑞贝卡·卡尔写道：“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上海签署的这份《中美联合公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瑞贝卡.卡尔：《毛泽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264页）

徐中约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大构想相当灵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代表获得了在联合国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访。北京成了国际交往的一个枢纽。中国不再孤立，它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苏联和美国的包围。中国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个虚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地位优越、备受尊敬的大国。”

虽然1972年的中美关系解冻并没有很快实现中美建交，但这个突破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国的外交活动范围从此扩大到整个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从经济的角度看成绩显著，中美贸易额由1971年的不足500万美元急增到1973年的8.05亿美元。由中美贸易发展带动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新局面的开拓，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2月，上海举行纪念中美联合公报发表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导致了二次大战后支配世界舞台四分之一之久的两极结构变成了三角关系，导向中国对外部世界开放，并日益成为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一个因素，导向东亚在世界政治中所占分量的不断增大。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年那次改变世界格局的大外交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