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十条“总理级”家规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还有一次，两个来京探望他的晚辈来不及看戏，秘书就叫司机送他们去。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两个晚辈和秘书：“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并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老爷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

周恩来深深懂得“治家”对于一名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性。解放初期，他在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

1963年5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亲属关”。他向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提出：“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过“亲属关”的困难，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直到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仍然面临着如何过“亲属关”的问题，周恩来这些50多年前的论述真可谓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