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蓝生贞：九死一生酬壮志

红军有着很多令人动容的故事，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讲讲104红军老人蓝生贞的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悠悠流淌的濯田河经年不息滋养着两岸的田畴村庄。对于104岁的老红军蓝生贞而言，这片熟悉亲切的故土是他永远依恋的精神家园。在风云变幻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年轻的蓝生贞投身革命队伍，历尽战火硝烟和政治运动的生死考验。金秋时节，我们专程前往采访。

苏区草创冲锋陷阵

“我1912年出生在连湖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5岁时父亲病逝，兄弟分家，我和母亲相依为命，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吃尽了苦头。1929年5月，朱德、毛泽东带领红四军从江西进入长汀，从濯田、连湖经过到达水口。1930年，在红军的帮助下，我们连湖成立了乡苏维埃政权，隶属于水口区苏维埃政府（后隶属于濯田区苏维埃政府），开始实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我读过两年私塾，会认字，被安排在水口区苏当通信员。”

“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穷苦工农积极参加赤卫队，配合红军四处作战，经受革命斗争的生死考验。我参加了打坪埔战斗，捉到一只土豪的小乳猪，后来喂养到了100多斤。接着又打垮了圆岭下的反动团匪。我带着一把烂斧头又参加了打苦竹山的战斗。我们水口、连湖一带的农民武装编成第四连。当时濯田区赤卫队的黄克祥牙床被反动团匪击中，留下终身残疾。还有一个叫二满佬的旗手，因为目标大，被土匪打中牺牲了。苦竹山三面悬崖，易守难攻，红军和赤卫队前后打了三年。打下苦竹山的那天，我也参加了战斗，因为没有枪支，红12军100团的领导叫我们赤卫队员到后方执行任务。我们在邻近的汤屋村一座庵庙里等待，天快亮时，战斗结束。红军俘虏了反动团匪和地主等300多人，通知我们押送俘虏到濯田的寨婆寨。当时为了确保安全，双方都把机枪扔下了河，互相比划手势联络，交换了一部分俘虏。”

“肃反”运动死里逃生

“我能活到今天这把年纪，是因为死过一回啊！1931年，当时汀连县苏维埃政府设在濯田的余田湾，段奋夫当县苏主席，满面胡须的方方当县委书记。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一心参加革命，却招来了杀身之祸。闽西苏区‘肃社党’期间，我和本村的蓝生荣（小名叫荣佬）一起被当成‘社党分子’抓走了。他是县委组织部长，我是共产党员，我们一起被关在劳动监察院。荣佬被杀后，我以为自己也会被杀，好在闽粤赣苏区的党代表李明光、刘孟槐（音名）两人奉中央命令及时赶到。把汀连县苏主席段奋夫、肃反“部长”曾炎一起抓到永定的虎岗去处决了（段奋夫和曾炎后来被评为烈士）。这样我才被放了出来，继续革命。”

“1932年我年满20岁，在中央扩大红军的动员下，我和六哥蓝盛昔以及堂兄弟蓝生斯等人参加了红军。那时候家穷没得吃，身体瘦小，我长得还没有长枪高呢。我们水口区的模范赤卫队全体参加红军。我被编在12军34师某部任营部书记。从此开始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参加各种战斗。我的营长姓马，湖南人，是一个从白军部队起义过来的军官。在一次战斗中，营长命令一个连长带队冲锋，连长怕敌人的火力太猛不敢冲。马营长大骂一声‘胆小鬼’，自己挥着两支驳壳枪，左右开弓，带着部队冲上去了。”

红军长征留后掩护

“1934年正月间我被调到红24师，到汀州府补充团带新兵。二月份新兵分配下部队，开到上杭的旧县、才溪一带。后来，国民党的6个正规师进攻苏区，旧县、才溪、南阳很快先后失守。农历五月至八月间，我们转移到连城的池溪、莒溪、白湖洋，一直打到连城。后来部队从连城进入长汀的童坊，从童坊经吴家坊、曹家坊转移到长汀的松毛岭、猪笼岭山上。”

“农历八月的初一至初三，红军夜袭温坊，当时有各个军团协助。这一仗我们打赢了，驻扎温坊的敌李延年部一个旅被我们全歼。温坊战斗缴获了敌人的大量装备，我们都很开心，把子弹装得全身满满的。农历八月二十四，红军野战军出发。留下我们红24师一个师在松毛岭。有一天中午吃饭时间，我正在山顶上放哨，水口村的满牯、马宝寿在另一个山头放哨。我们都没有见过连城，很好奇，想站高点远远地看连城，没想到敌人的飞机来了，炸弹落在阵地上，整座山都地动山摇。我们连队有一个排的人正在吃饭，被飞机全部炸死了。和我同一个班的六哥蓝盛昔右眼被炸瞎了，对面山头的马宝寿被炸碎了。农历八月廿七日至廿九日三天，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松毛岭，松毛岭失守。红九军团连夜从松毛岭撤下来，向汀州、瑞金方向退却。我们24 师隶属红九军团，军团首长临走时召开全师大会，说：同志们，百姓们，红军走后，敌人会跟踪而来，大家不要怕，实行坚壁清野，红军还会打回来的……红九军团从中复村出发后，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松毛岭。我们留守的红24师坚守在松毛岭，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战斗！”

“松毛岭失守，我们24师被迫撤退，从南山到河田的刘源村、豆子坝、马兰岭沿路阻击敌人。后来由于情况紧急，我们从罗坊村连夜撤到青山铺，在班山岽住了两个晚上。而后又向长汀的古城和江西瑞金方向撤退。进入会昌后，我们又在白鹅和敌人打了一仗，敌人越来越多，我们缺少枪支弹药，白天只能在深山里躲藏，晚上才能行动转移，进入西江县（中央苏区时的苏维埃县）后，我被搜山的敌人冲散了，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一路寻找部队到达江西信丰县的安息地区，彻底没有了部队的消息。只好装作难民一路讨饭，路上遇到了一个补锅、钉秤的江西师傅，他收留我当徒弟，我一边替他做工，一边寻找机会回老家。三年后，形势好转，我终于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