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孙中山决裂始末

辛亥革命的实际领导者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1906年到1910年，各地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1911年4月，黄兴在广州策划、指挥了黄花岗起义，亲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府。他写下“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以此当绝笔”，表明为革命拼死一搏的意愿。4月27日，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身先士卒，努力杀贼，被枪弹击中右手食指和中指，依然坚持战斗和指挥。这场战役最终失败，72位烈士遗骸被安葬于广州黄花岗，黄兴则潜往香港养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部队同清军作战。之后，他又赶往南京指挥战事，一举攻下南京城。

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后，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元老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方式，公推孙中山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黄兴对大元帅一再推让，后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12月29日，17个省的代表聚首南京大元帅府，选举总统。代表以黄兴有功于国，公推其为总统候选人。黄兴再次婉拒，推举孙中山为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他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1912年1月28日黄兴出席临时参议院成立典。

同盟会内乱与孙中山专权

孙黄从团结奋斗到分道扬镳，导源于1914年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

同盟会的内乱 问题。同盟会成立之时，没有经过正式的选举程序就直接推举孙文为总理，下面机构仿照欧美三权分立原则，当场选举司法部、评议部、执行部职员。然而司法部和评议部各议员职员却先后或离职、或回国，一年后便沦为虚设。这样一来，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最终落实为总理 孙文 的一人专权，为之后同盟会内部的争权夺利埋下了伏笔。

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说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同时，还需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搞得跟黑帮入会一样）。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

二次革命后，孙黄流亡日本。孙中山“夙夜以国事为念，每睹大局之颠危，生民之涂炭，辄用怛恻，不能自已”，于是决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再图革命，蕲以牺牲之精神，尽救国之天职”。

他“鉴于前车，惩于覆辙，知已往弊害，全坐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致黄景南等函》），因而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的要件”（《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入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中华革命党总章》），“甘愿服从”孙中山一人（《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据亲历者居正回忆，孙中山以坚定的态度、强硬的语气对“革命同志”说：

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兴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至于按手印，孙中山同样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有丝毫的更改。据当时在一旁观礼的革命老同志居正回忆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事实上，即便是孙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约，以示庄重（不过免了手印一节）。

这样赤裸裸的搞个人独裁，不免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后，除了陈其美、戴季陶、张人杰、蒋介石、邓铿、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外，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钮永建等人都纷纷拒绝参加。

在孙中山看来，同盟会、国民党之所以不能“统一号令，服从党魁”，是因为“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历史喜欢捉弄人，昔日“自由平等之说”的倡导者，如今却一变而为党员“自由平等”权利的剥夺者。

早在1912年孙中山的自由观就发生了微妙变化，强调“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官吏、军人不能享有自由平等。官吏“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军人的天职是“牺牲个人之自由，个人之平等”，以为“四万万同胞谋自由平等，使四万万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及至1914年，孙中山把剥夺自由平等权利的对象，又从官吏、军人扩大到党员。党员既“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

诚然，遵守国法、军纪、党纪，为全国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无疑是官吏、军人、党员的天职，但绝不应以此为藉口，剥夺他们在国法、军纪、党纪允许的范围内所应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

官吏、军人和党员倘若丧失这些自由平等权利，就必将沦为任人指使的驯服工具，泯灭个性和首创精神，还怎么能够为全体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呢！

在孙中山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革命之导师”、“共和”和“民主”的象征，党员若想“再举革命”，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盲从”他，“如众星之拱北辰”，“如江汉之宗东海”（《陈其美致黄兴书》），按照他的指挥棒跳舞。孙中山既把自己神圣化，错估了自己在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定位，又低估了党员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性，企图把个人权威建立在强制党员绝对服从甚至盲从之上。

殊不知革命固然需要杰出的领袖人物，但领袖人物倘若不信任和依靠党员群众，而以贵族态度对待他们，就必将一事无成。

对于孙中山的这种态度和做法，黄兴等一批革命元勋进行了坚决抵制。

黄兴认为孙中山要求党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是不合时宜的，“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陈其美致黄兴书》）

黄兴在写给孙中山和刘承烈的信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黄兴断言二次革命“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国民党只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光大“素来所抱之主义”，依靠本党骨干，团结“异党之有爱国心者”，“计画久远，分道进行”，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黄兴还表示，“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坚持“平等自由主义”，反对袁世凯式的专制独裁。

黄兴信奉卢梭的《民约论》，赞赏其关于权威和自由民主的关系的论述。卢梭认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真正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立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

自由意味着民主。民主的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权威又不丧失自由的制度。黄兴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民主制度，而孙中山却抛弃了民主原则，企图在剥夺党员自由平等权利、实行专制独裁的基础之上树立个人权威，结果不仅侵害了党员的平等自由权利，导致党的分裂，而且损害了个人声誉和革命事业。正如黄兴所说：由于“此不妥之章程”，使“吾党中分裂，于孙先生名誉有碍，党务亦因而不能统一，于国家前途亦有莫大关系”（《与梅培的谈话》）。

由此可见，孙黄关于中华革命党组党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修正和坚持他们曾经共同倡导的“平等自由主义”之争。

孙中山神话的崛起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大总统，国民党精心组织隆重的就职典礼。广州城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沿街搭建彩棚，并有放爆竹的汽车环市游行，7万人参加盛大的就职典礼，塑造并展示了孙中山的权威地位。

在从革命党到国民党转变的过程中，孙中山成为各派力量都能接受的政治人物，他为追求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国而鞠躬尽瘁，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孙中山在去世后超越了党派利益而被符号化，成为大家公认的政治偶像，发挥了整合各党派的作用，孙中山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

孙中山逝世后，全国各地的各种团体、机关组织都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追悼会，比如学校、商人社团等等。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地区，对孙中山逝世的追悼活动则更多，规模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宣传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理念。

中共也在《向导》上发表了悼念文章，感慨“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在这方兴的民族运动中，失了一个有力的领袖自然是很大的损失”。中共将孙中山定位为民族主义领袖，并表示将追随中山主义，领导民众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而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在延安时期，中共还建有中山图书馆。

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二排右三）等人提出在武汉塑造孙中山铜像。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需要英雄， 因此，孙中山被神化、被崇拜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孙中山最为党内外推崇。

少年黄兴

国民党将孙中山的“总理”地位写入党章，而且是唯一的称号，比如以后蒋介石只能被称为“总裁”，不能称“总理”。同时国民党赋予孙中山的遗教即“总理遗教”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之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

当时对孙中山思想的宣传是强制性的，各机关、团体、学校每周一要做总理纪念周，即对孙中山遗像默念三分钟，行三鞠躬礼，背总理遗嘱，唱党歌，做政治报告。后来唱党歌改为唱国歌，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党歌，即由孙中山作词的黄埔军校校歌。强制性的宣传，使孙中山崇拜俨然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运动。

浙江省卷烟公卖局举行总理纪念周

由于纪念周的推广，总理遗嘱在全国的普及是非常广的，比如中共情报人员就曾利用《总理遗嘱》与《分省地图》作为加码表的密本，以服务于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确保秘密通讯的安全。还有语言学家赵元任在湖北做调查时，就让人用方言读总理遗嘱。当时宣传范围十分广泛，连教会学校学生和个别寺庙的和尚也都背诵总理遗嘱。

课本中的总理纪念周

1916年10月31日凌晨，在上海福开森路393号，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先生因积劳成疾，突发胃血管破裂出血，医治无效，于世长逝，年仅42岁。

黄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开国二杰”之一，他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他的高风亮节感召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黄兴逝世后，举国同悲，前往悼念者络绎不绝，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国葬。

1916年11月1日，孙中山署名发布哀告，痛悼民国元勋黄兴逝世。

历史的尘埃虽已落下，但功过是非依旧众说纷纭。黄兴将军，作为一名革命者，披肝沥胆，身先士卒，坚守革命理想；作为一个朋友，忠诚不二，直言敢谏，胸襟开阔坦荡，于公于私都可堪称人中楷模，在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