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孙中山与袁世凯唯一一次会面

孙中山在感谢袁世凯的答词中极力称赞袁：“我中华民国成立，粗有基础，建设事端，千头万绪，须我五大民族全体一心，共谋进步方可成为完全民国。现有少数无意识者，谓中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大不满意于政府。殊不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所及，非十年不为功。今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得人庆。” 说完，孙中山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整个宴会在南北两大政治巨头互相称赞声中达到高潮。

席间觥筹交错，孙袁二人相谈甚欢。孙中山对袁世凯说，十年之内，请其训练陆军五百万，而自己负责修建铁路二十万里。二人一个负责政治，一个从事社会实业，共同推进中国进步。袁世凯则回答道，“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而。”袁世凯接着说：“俟国会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又是一副无心恋栈的架势。可孙中山却信以为真，连忙劝阻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孙中山让袁世凯至少任十年总统，后来又多次对新闻媒体阐述，并表示自己至少十年之内不会竞选总统，而是专心发展实业。如此，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此后，针对部分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孙中山在接受北京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云。”

在原本革命党人激烈反对的“张方事件”上，孙中山也逐渐对袁世凯持同情理解的态度。孙中山认为：“据我观之，张、方不可谓无罪。但在鄂都督（指黎元洪）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即不生此问题。假手于中央，未免自无肩膀。”这也就是暗指黎元洪借刀杀人，自己缺乏担责的精神，此事不能怨袁世凯。张振武案也随之不了了之。

此后袁世凯又多次找孙中山共同商议国事。孙中山在北京的将近一个月期间，袁世凯与其会谈共达13次之多，一般都是从下午四点一直谈到晚上10点、12点，有几次甚至谈到了次日凌晨两点才结束。所谈内容包括军民分治、政党内阁、实业建设、拓展外交等诸多方面。而讨论此等机密事情时，袁世凯总是屏退左右，只留下总统府秘书长又是孙中山广东老乡的梁士诒负责记录。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

在军民分治问题上，孙中山认为实现军民分治，就是要“军权收归中央，都督可由中央任命。其他交通、财政、外交、司法，皆为中央独占之大权”。如此，更是得到袁世凯的赞许，因为当时跟袁世凯分庭抗礼的主要是南方几个革命党人做都督的省份。加强中央集权的建议其实本没有错，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就袁世凯的角度加强中央集权无非就是加强袁的个人统治。

在政党问题上，孙中山力促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但袁世凯认为，加入任何一个党派必然会引起其他党派的不满，作为总统要取超然地位，故而不参加任何政党。实际上，袁世凯也就要凌驾于任何一个党派之上。因为在袁看来，政党政治归根结底仍然只是政治工具，任何一个政党都要服从其统治，而不是他要服从某个政党的管辖。

由于此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已经请辞，袁世凯又请孙中山一起商定下一届内阁总理人选的问题。主要在沈秉堃和赵秉钧二人中择一，孙中山认为，“沈无毅力，政治经验远不如赵，万一再为短命内阁，于国民党名誉及选举甚有关系”。这一下又中了袁世凯下怀，因为赵秉钧实际上从小站时期就跟随袁世凯，是袁的心腹之人。既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这下提名赵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在修筑铁路的问题上，孙中山认为，修筑铁路的经费不能以政府名义向外国政府借款，而是以有政府授权的公司名义向外国资本家借款，这样可以避免主权丧失。资金、人才、技术，都可以大胆从西方引进。孙中山进京后大力宣扬的“二十万里铁路”计划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赞许和支持。9月11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孙中山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负责组建全国铁路总公司，规划、修筑全国铁路，公司内部的用人之权，政府一律不加干涉，且每月从中央政府拨款三万元供其作为经费。

可以说，在这么多天的讨论中，孙袁二人就各重大问题几乎都达成了一致。而且无论讨论什么问题，袁世凯总是一副诚心求教的谦卑姿态，再加上这么多天来袁世凯的精心款待，孙中山被彻底打动了。孙中山不仅消除了之前对袁的种种疑虑，反而深深地同情起袁世凯的“艰难处境”。9月6日，孙中山致电在上海的黄兴：“以弟所见，项城（袁世凯）实陷于可悲之境地，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致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

黄兴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于9月6日乘坐“铭新”轮由上海北上，于11日抵达北京。黄兴抵达北京后，也受到了与孙中山一样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款待。在黄兴抵达前夕，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

黄兴抵达北京后，袁世凯邀请黄兴加入与孙中山的会谈之中，三巨头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形成了“八大政纲”。这八条政纲是：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门户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各省斟酌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根据这八大政策，又制定了四项实行手续：

（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的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

（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此后，这八大政纲以电报形式发往武汉给副总统黎元洪审阅，经黎同意，9月25日，袁世凯正式对外界公布这八条政纲，是为袁、孙、黎、黄四巨头“精诚合作”的成果，历史上又被称作“四巨头协定”。

然而，这八大政纲除了大谈发展经济，在政治方面不仅没有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反而帮了袁世凯一把，不断强调采取“中央集权主义”，要求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收束归于中央。说明白点，就是把辛亥以来兴起的革命党人的地方势力一起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可以说，八大政纲完全是袁世凯借孙、黄、黎三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至于发展实业、兴办铁路都是冠冕堂皇，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对实行民主宪政，防止袁世凯权力过大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9月17日，孙中山带着对袁世凯坚定的信任和对未来中国美好的憧憬离开了北京。

孙中山，毫无疑问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但伟大的人不代表身上就没有毛病，就是完美无缺的。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个时候犯了“政治幼稚病”，他天真的以为一纸“临时约法”就可以限制住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中国从此走上了民主宪政的轨道，自己可以安心从事社会建设了。

袁世凯，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枭雄。作为一名在官场上打拼多年的老手，实际上有自己的谋划，绝不会让别人来给自己设计好道路，更不会当一个可有可无的虚位元首。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判断袁世凯对孙中山是不真诚的。孙中山一直在袁的面前，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实业，这不正是袁所期望的吗？袁巴不得孙中山此后不过问政治，一心一意修他的铁路，从此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对手，却多了一个帮助建设的队友，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这次孙袁会谈的最大问题是，表面上看两巨头达成诸多共识，但二人似乎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核心的敏感问题，就是对约法的遵守和总统权力的限定，而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大做文章。当时间线拉到一年之后的1913年，宋教仁领导国民党赢得国会大选，成为内阁总理，使得袁世凯的权力真正感受到了威胁。于是，1912年这样团结一致的气氛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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