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认为平型关战役打的惨胜

　　“平型关战役”与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不是一回事。中共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由林彪指挥八路军115师完成，是整个“平型关战役”中的一个插曲。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方面则在蒋介石领导下开始全面抗战。战争初期，日军攻势凌厉，集中优势兵力占领中国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1937年9月，平绥线上的日军攻占了大同，随即剑指太原。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奉命在平型关阻击日军。阎锡山派出了8个军近10万人拦截日寇。阻击战打得十分惨烈，国军成连成营成团地牺牲，伤亡重大。在整个战役中，国军多有可歌可泣、感天动地之表现。但终因武器装备差得太远，血战近20天后，平型关失守——这才是“平型关战役”。

        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平型关阻击战：“面对日军对山西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层层阻击……9月12日广灵前哨战揭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当天上午，日军向山西门户、河北蔚县暖泉镇进攻。晋绥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拼死抵抗，全部阵亡。第33军军长孙楚令第73师师长刘奉滨星夜驰援。9月13日在蔚县东石门一线，近千名日军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发起猛攻。营长张见勇率部猛烈还击，并奋不顾身冲出战壕与敌拼杀，阵地失而复得4次，张营长和一名连长阵亡。在紧急关头，团长吕超然亲率预备队1个连进行反击，不幸头部中弹牺牲。阵地上官兵见团长阵亡，怒不可遏，勇猛拼杀，毙敌百余名。由于敌人火力过猛，该团有千余名官兵阵亡。此时师长刘奉滨正在前线督战，为夺回阵地，他亲率4个步兵连组成的奋勇队，抡着大刀片冲向敌人。他们前赴后继，纵横砍杀，刘师长受伤4处仍不下火线。奋勇队死伤过半，4名连长有3名阵亡，有的士兵被敌人扑倒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在火烧岭阵地，中国守军歼敌200余人后转入团城口防御……在灵丘北山防御中，我守军以阵亡营长一名、连长2名、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毙敌400余人。”“9月21日，日军向平型关晋绥军独8旅发起进攻，我守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敌人用成排大炮向我轰击，又出动飞机百架，每30架一组轮番轰炸，并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守军用一个营兵力组成刺杀队出击迎敌，在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战。阵地经反复争夺，敌遗尸累累。守军伤亡巨大，三个团损失了一个团。623团1营500多人，只剩下148人，其中第1连、第2连全部阵亡。”“平型关战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央军、晋绥军为阻击日军南下太原，在平型关、团城口、茹越口等长城线上顽强抗敌，付出惨重代价。先后有上万名将士捐躯尘土沙场(其中旅长1名、团长2名、代理团长2名，营长数十名)，他们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次战役虽然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但也给其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调整新部署，延缓了西犯进度。”

　　阎明的父亲也曾是林彪的部属。有趣的是，阎明称呼阎锡山第二战区部队时，时而用“国民党部队”，时而用“中国守军”，时而又用“中央军”、“晋绥军”，但也常常用“我军”。大陆的出版物，用“我军”称呼抗战时期与日军拼杀的国民党部队，是一种“突破”，更是一种回归。这是“常识”的回归，也是“良知”的回归。对于中华民族的后代来说，当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军”，不是“我军”是什么呢?难道是“敌军”不成?

　　1937年2月至8月，国共两党经过5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将中共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与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抗战。红军从赣、闽、鄂、豫、皖等地“长征”到西北，旗帜上写的是“北上抗日”。翻阅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可知在改编后，毛泽东立即为八路军确立“抗日原则”。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各师首长，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9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使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在整个抗日大局中，八路军并不起决定作用，因而决不能与日军正面作战，决不能与日军硬拼，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虽然名义上已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但在实际上应坚持“独立自主”，决不能真的听命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听命于委员长蒋介石。换言之，对日军何时“抗”、何处“抗”、如何“抗”，都要完全由自己做主。毛泽东发出这些电报时，“红军”已成为“八路军”，“红军”这名目已不存在。但毛仍用“红军”称呼自己的部队，这也颇耐人寻味。

　　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响第一枪，到被改编为“八路军”，中共的部队未与日军正面接触过。红军成为八路军后，很快就遇上了平型关战役。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八路军配合阎锡山作战。但是，在整个战役中，选择什么时机、什么地点介入，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则完全“独立自主”。林彪的115师奉八路军总部之命，从侧翼接近日军，寻找战机。阎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中《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乔沟伏击战”有较详细叙述。林彪率115师越过五台山，穿过国军和日军的中间地带，悄悄到达平型关附近。据阎明书中说，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至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林彪于是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与日军一战。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安排部队埋伏，等候日军到来。林彪命三个团在两侧埋伏，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弋，牵制日军。这次伏击，115师算是全师出动。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进入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p#分页标题#e#

　　这场乔沟伏击战，有几个问题现在已很清楚。一是进入乔沟的日军，是一支后勤部队，担负为作战日军补给物资的任务。这一点，从大陆各种有关出版物中对于此次战果的介绍亦可看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中说此次“大捷”，“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说“缴获了大批枪弹、大炮、车辆和军用物品”。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则说“缴获辎重无数”。平型关战役是山地战，日军作战部队长途远征，当然应该尽可能轻装上阵，不可能带着大量物品。汽车更不是作战武器。而这一队日军，有一百余辆汽车，有大量军用物品，有“无数辎重”，无疑基本上是一支后勤部队。第二个问题，是这队日军到底有多少人。大陆较严肃的出版物都说一千余人，台湾的出版物则或说七百余人。我想应在700至1000之间。第三个问题，是八路军方面出动了多少人，伤亡有多大。林彪以三个团伏击，以一个团牵制。我不清楚当时115师每团实际人数是多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有1000人左右吧。这也就意味着，林彪以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打了这次伏击战。大陆的“事件人物录”、“大事年表”这类严肃的出版物，也只介绍这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不介绍115师的伤亡情况。在诸种此类出版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在介绍了115师此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和巨大意义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但是，在抗战期间，我八路军在很弱小的情况之下，不宜于过多地开展平型关战役这样的战斗。”既取得了辉煌战果，又有着重大意义，却“不宜过多地开展”，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115师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阎明的《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于115师的伤亡也有说明：“板垣的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个营的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猛冲，自己也付出重大牺牲，仅5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0人了。”“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三营九连，冲上公路全连只剩下10多人了。”仅这两个连，就牺牲了两百多人。总伤亡是多少呢?是“千余人”。林彪是赫赫有名的战将。115师是富于战斗经验的中共精锐。所以，在八路军方面，可谓是精兵良将。在人数上又数倍于日军，且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形，发动的又是突然袭击。日军在人数上远少于伏击者，只是一支担负后勤补给的非战斗部队，在地形上则处于绝对劣势，遭遇的是猝不及防的打击。这样的一场伏击战，林彪居然打了一整天，说明日军在峡谷里抵抗了一整天。如果以伤亡论胜负，双方实际上几乎打了个平手。如果说林彪最终胜利了，也只能说是惨胜。

　　但以少胜多是“胜”，惨胜也是“胜”。而“胜”在抗战初期，对中国方面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事啊!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似乎真的不可战胜。而八路军居然首战告捷，居然将近千人一队的日军全部歼灭，确乎有鼓舞人心之作用。经过宣传，115师的这次伏击战，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它至少让国人知道，“皇军”是可以战胜的。这是乔沟伏击战对全国抗战的意义。

　　但这场伏击战对中共方面，却另有意义。这是中共军队首次与日军交锋。而“惨胜”的结果，让毛泽东等人充分了解了日军的战斗力。如果说在与日军正式交锋前，毛泽东进行“山地游击战”的决心就很坚定，那么，经过这次伏击后，不与日军正面交战的决心就更是不可动摇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林彪指挥的这场伏击战对于奠定中共此后八年的抗战方针，起了现身说法的作用。毛泽东也可以此为例，说服那些不同意他抗战方略的同志。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9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9月25日正是115师与日军血战的一天。对于这场与日军的首次交战，毛泽东毫无疑问是高度关注的，战斗的进展随时会通过电报而知悉。他在林彪正与日军拼杀时就给北方局发这样的电报，很可能战斗开始未久，他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可以说，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如果事先知道伤亡千余人，是不会打这场伏击战的。要打，也是另一种打法。毛泽东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就致电北方局，是迫不及待地告知北方局：这样的打法，以后不可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