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守护神——魏特琳

魏特琳是一位在华美国人，从1937年8月到1940年4月，魏特琳有意识的坚持每日写日记，并每月定期邮寄回国。

魏特琳为了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这场战争及中国人民由此遭受的苦难，二来是为了尽可能真实的记录与保存这段惨痛的历史。

多年以后，这本日记成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强有力证据，而后人们也从中看到了一个西方女子用自己的身躯扛起了拯救平民的责任，正是在她的努力下，成千上万的南京妇女才逃过了被日军蹂躏虐杀的悲惨命运。

1886年9月27日，明妮.魏特琳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小镇，由于家境贫寒，她后来是通过打工才完成了伊利诺大学的学业。大学毕业后，魏特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之后加入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并被派往中国从事和平传道与慈善救助工作。

1912年，魏特琳在安徽从事女学教育，7年后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聘，担任教育学系主任兼教导主任，到1937年时，魏特琳已做上了整个学院的教务主任。魏特琳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华群”， 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学生及校友们都习惯称她“华小姐”。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在攻下上海后兵分三路，由南往北向南京包抄。危急形势下，各国使馆纷纷将本国侨民撤回国或转移到安全地区，美国大使馆也多次警告那些仍滞留南京的美国公民：“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魏特琳就是不肯撤退的外国侨民中的一位。即便在南京沦陷的前夜、南京城门即将关闭之时，美国大使馆已将尚未撤离的外交官全部转移到“帕奈号”军舰上，魏特琳仍坚持不离开自己的校园，她甚至在“无论如何也不离宁（南京）”的证明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无奈之下，美国大使馆只好给魏特琳等人留下了一些绳索，以便他们撤离时用以翻越城墙（从后来的事实看，魏特琳等人并无这个打算）。

魏特琳特别喜爱南京这个城市，她刚到金陵女子学院时就曾写信给纽约友人说：“你不知道来这儿(南京)有多好！”

对于服务了18年的校园，魏特琳更是割舍不下，她一再对本国的外交官表示，“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就像在危险中，男人们不应该弃船而去，女人们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佳机会。当然，我们应该自己承担留下的风险。”

除了守护女子学院的校园，魏特琳还担负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在日军包围南京后，一些外国侨民挺身而出，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为中心，至鼓楼、新街口约4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划为国际安全区。

为更好的开展救护及保护平民的工作，安全区内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是该会的主要会员，金陵女子学院也被指派为安全区里专门收容妇孺的避难所。在前所未有的险恶形势下，魏特琳担起了保护南京落难妇孺的重任。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一场浩劫开始了。

在日记里，魏特琳的话凝重得令人窒息：“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我在城南看见许多日本兵，有骑兵，也有步兵。看见他们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就像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我的内心极为反感。我们经过大街时，看到大部分店铺要么被烧光、抢光，要么就是用木板封门”；

12月14日，魏特琳看见一群手被绑着、在日军骑兵押解下行进的一百多位平民路过学校大门口，“这群人一去不复返了”；

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到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

在校园外，魏特琳亲眼看到了一个可怖的池塘，“池塘边有许多具焦黑的尸体，尸体中间还有两个煤油或汽油罐。这些人的手被铁丝绑在身后。有多少具尸体？他们是不是先被机枪扫射，再遭焚烧？我不得而知。在西边小一些的池塘里还有20～40具烧焦的尸体。我看到这些人穿的是平民的鞋，而不是军人的鞋子。山丘上到处都是尚未掩埋的尸体。”

在日军的烧杀奸淫威胁下，成千上万名惊恐万分的妇女儿童涌进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难民收容所，但随之而来的是，还有一群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兵。

在荷枪实弹的日军威胁下，魏特琳守在大门毫不退缩，即便一些恼怒的日本兵拿着沾满了鲜血的刺刀在她面前乱晃，甚至凶蛮地打她耳光，她也没有退缩一步，因为她心里非常的清楚，只要自己稍有软弱，校园里上万名无辜的妇孺将遭到怎样的劫难。

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魏特琳写道：“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另外一位目击者、金陵女子学院的舍监程瑞芳也回忆说，当日本兵命令魏特琳离开学院时，遭到她的严辞拒绝，“这是我的家，”她回答道：“我不能离开。”

在城陷后的第一个月，一些日本兵经常在晚上甚至光天化日之下从围墙翻进来试图掳掠与强奸妇女，在接到报告后，魏特琳来回的奔走援救，以尽可能的救出被抢去的年轻女孩。

作为一个善良的和平主义者，魏特琳寄希望于各国的妇女来制止战争，她说：“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

魏特琳天真的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妇女不支持战争，一旦这个国家的男人想打仗时，妇女就停止缝补、编织和做饭，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阻止战争。日本人正在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得更紧密，他们要是明白这一点就好了！以前我从未见过中国人的这种勇气、信心和决心。”

在难民所里，许多人身无分文，亲人失散，她们或挤在教室或实验室，或睡在楼梯和过道，有的甚至在寒冬里露宿于草坪上。四处奔忙的魏特琳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她尽其可能的帮助她们，直到筋疲力竭。

在那段恐怖与绝望的日子中，魏特琳不断的安慰与鼓励她们，给予她们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

有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难民营里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他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就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

在凶险恐怖的混乱期过去后，魏特琳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领取了一笔基金，她拿这笔钱为难民所避难的妇女开办了许多培训班，以帮助她们掌握工作的技能并重新燃起未来生活的信心。

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里，这位来自美国的“华小姐”，成了难民们眼中的“守护神”并被称为南京劫难中的“活菩萨”。

在她的日记里，魏特琳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

魏特琳不仅保护战乱中的妇孺们，还千方百计的帮助她们寻找失踪的亲人，改善她们的生活环境，她还请教会医院的医生给难民打防疫针，并设法为出生的婴儿弄到了一些奶粉和鱼肝油。

为了表示对魏特琳的感谢，西迁的国民政府于 1938年7月30日秘密地授予她“采玉勋章”---这是当时赠给外侨的最高荣誉。

令人伤感的是，曾保护并照顾过上万名南京难民的魏特琳，她的精神与身体都在那场劫难中饱受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魏特琳患上了极其严重的抑郁症，后来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精神治疗。

更令人伤痛的是，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

魏特琳被安葬于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的正面，雕刻着金陵女子学院校舍的剖面图，上面刻着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在临终前，魏特琳曾说：“如果有来世，我还愿为中国人服务。”

2002年12月12日，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即金陵女子学院原址）为魏特琳树立了一座铜像，从这天开始，这位南京“女菩萨”的雕塑就静静地坐落在那片小树林里。

每年的12月13日上午10时，南京的上空都会鸣响警报，以悼念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尖利的警报声时刻提醒着国人，不应忘却过去的苦难，也不能忘记那些像魏特琳一样在大屠杀中奋力拯救中国平民的外国友人，因为他们让我们这些后人知道，世界正义永存，良知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