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素与张伯驹的爱情故事

江南才女潘素与北国公子张伯驹四目相对之时，已缘定终身，张伯驹填了一首《浣溪沙》：“隔院笙歌隔寺钟，画阑北畔影西东，断肠人语月明中。小别又逢金粟雨，旧欢却忆玉兰风，相思两地总相同。”以词表达心声，以才情打动少女的芳心。

张伯驹出生贵胄，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这样的贵公子早有妻妾，但潘素却不知。

当日后知道真相后，她已很难从张伯驹身边走开，只为情到深处无话说。

张伯驹曾称人生有四大爱好：爱文物、爱女人、爱吃喝、爱读书。

爱女人之说曾是风流倜傥的张公子所热衷的，他在娶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有媒妁之言的，也有自己娶回家的，然而张伯驹在认识潘素后，再无风流韵事发生，他的心只系于潘素一个人身上。

三十年代的潘素是什么摸样儿？

《老照片》封面上曾登过潘素一帧1937拍的照片：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

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

关于张伯驹与潘素，张伯驹的好友、曾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机要秘书的孙曜东这样回忆：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

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

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

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

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

潘妃名花有主公子痴情“强夺”

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

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

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

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

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潘素创作书画作品

“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这是张伯驹写给爱妻潘素的词，在张伯驹的世界中，与美和幸福有关的诗词，似乎都应该是写给潘素的。而这段来之不易的佳缘。让他们倍加珍惜。

婚后的生活才是二人幸福的开始，张伯驹为她聘请名师，朱德甫教她画花卉，夏仁虎教她古文；后来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教她绘山水画，从此潘素专攻青绿山水。

毕竟有书香门第的遗传基因，有年幼时打下的绘画基础，潘素的才艺在名师的指点下大有长进。

张大千、陈半丁、刘海粟、陶心如等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观赏珍藏，一起作画题字。

在文人雅士的相聚中，潘素不断吸取艺术养分，她绘的山水画，张伯驹、陈宗藩、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留下了题记，字与画相得益彰。

作画、写字、抚琴、填词成了他们夫妇生活的主旋律，他们合作了很多书画作品，如《新华梦影图》等。

新中国成立后，潘素积极投入新生活，与何香凝一起创作了几十幅山水画，为抗美援朝作画义卖。何香凝夸奖潘素的画壮美、有气势。

她与著名画家胡佩衡等合作绘制《大好河山图》献给毛主席；她与齐白石等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她的《漓江春暖》得到周恩来的称赞，认为“有新气象”，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

到了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

别人眼中的“败家丈夫”爱人眼中的“灵魂伴侣”

也许是因为看到了人世太多的兴衰罔替，潘素在温柔娴雅中透着独立自强之气。

在动荡的年代，为了让国宝不至于流失海外，张伯驹几乎倾尽所有，连家人都觉得他是“败家子”，可是潘素对他不离不弃，始终坚定地支持丈夫的一切决定。

上世纪30年代，潘素为支持丈夫购买恭亲王府的稀世珍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心爱的细软首饰，凑足4万银元买下了这幅传世墨宝。

后来，一位外商企图以30万银元的巨资购买，被潘素娩拒。而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是夫妻二人以110两黄金购得。

1946年，为了不使国宝隋朝展子虔的一幅青绿山水画《游春图》被贩至海外，张伯驹和潘素将名下的房产(曾是李莲英的旧居)卖给了辅仁大学，用售得的美元换成了220两黄金，潘素叉变卖了首饰。凑成240两黄金将其买下收藏。

张伯驹一掷千金收藏文物的名声也为他带来了灾祸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绑架案，绑架的对象就是张伯驹，一个汪精卫手下的师长放出话来，潘素如果不拿出300万赎金。休想救回张公子。

可实际上。张家当时已经拿不出那么多钱财来消灾，大部分钱已都购买字画了。

潘素昼夜难安，但是她知道，丈夫是绝不肯让她变卖国宝来求自保的。于是她变卖首饰，四处奔走，最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以20根金条赎回了被绑架八个月之久的张伯驹。潘素的“侠女”之名也不胫而走。

潘素夫妻保护国宝

更为惊险的事情发生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使家中收藏的国宝免遭日寇掠劫，潘素将珍品缝在被褥和棉衣中，途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几经辗转。终于安全到达西安。

“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得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就大气也不敢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日后在回忆起这段惊险的日子时，潘素还心有余悸。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

但是就是这样拼着性命留下来的国宝，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并未拥为己有，而是从1956年起，将苦心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真迹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这阙作于1974年的《鹊桥仙》。是年近八甸的张伯驹写给相携40载的爱妻潘素的。

虽然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张伯驹和潘素却能“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一生相伴到老。

章诒和回忆潘素及张伯驹

上世纪50年代，章诒和(其父章伯钧曾任交通部部长等职务)曾向潘素学画，在她眼中。潘素的生活完全是以张伯驹为轴心的：“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

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

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看似一则笑话，其实当时的张府已经捉襟见肘，潘素常常为了一家的生计而费尽心思。

1957年，张伯驹被定成“右派”，按照曾和张伯驹谈诗论作的陈毅元帅的指示，吉林省宣传部部长宋振庭亲自到北京请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当时并无馆长)，潘素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教师。

1961年金秋，夫妇俩住进了位于长春市朝阳区的吉林艺专南湖宿舍。潘素不但常有力作问世，治学更是严谨，手把手地教学生作画。还经常拿来真迹给学生观赏。

1964年，伴随着中国登山队员登上希夏邦马峰的好消息，潘素的一幅浅绛山水《征服希夏邦马峰》问世，这幅气势磅礴的画卷被张伯驹的挚友们称赞为：“潘素是用登山队员攀登高峰的精神，在攀登青绿山水画的高峰。”

但是好景不长，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经的翩翩公子变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而潘素则要为北京市国画工厂画书签，两人靠亲戚朋友接济勉强度日。

那段艰苦的日子在潘素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伯驹曾被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但就是这样，在章伯钧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去世之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在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费尽周折，终于辗转找到了章伯钧的遗孀李健生的新家去慰问。

“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章诒和感慨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而张伯驹与潘素坚守的恰恰是人生中最重情重义的坦荡胸怀。

张伯驹和潘素对生活的挚爱

就是这样艰苦的生活，也没能磨灭掉张伯驹和潘素对生活的挚爱，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对潘素提议：“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务之余，开始创作花卉。

她先画了一幅《自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潘素最爱的是张伯驹为她的画作《素心兰》填的词：“予怀渺渺或清芬，独抱幽香世不闻。作佩勿忘当路戒，素心花对素心人。”

1967年之后，张伯驹这个曾经的贵气公子变成了落魄老叟，潘素却仍然不离不弃，通过替人画书签赚钱养家。

1975年，在张伯驹年近耄耋，与爱妻潘素小别，到定居西安的女儿家里暂住，即便是短暂的分别，他对她还是情深款款，写了首《鹊桥仙》给她：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那时候他们的婚姻已将近四十年，却仍相濡以沫，爱意不减当年。七年后，他去世。再过十年，她也随之而去。

作为一个站在张伯驹身后的女性，潘素是幸运的，张伯驹也是幸运的。

如果没有遇上张伯驹，就没有她出色的艺术成就；如果没有潘素的出现，他就不会有那么完美和谐的家庭生活。他们是生活上的伴侣、精神上的知音，也是佳偶天成的范例。

推荐阅读：

潘素生平简介

民国十大奇女子